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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成长之死，使得围绕煤矿而生存的一条食物链砰然断裂

　　★ 本刊记者/何忠洲

　　侯振润是1月19日从北京打电话向大同市公安局自首的。有关他的情况目前所知甚少，大同警方的通报中说，“侯振润，男，29岁，山西省怀仁县人，大同市标准件厂下岗工人，系非法采矿矿主”。

　　侯振润，人称“侯四”。他的非法小煤矿，位于距浑源县大仁庄乡西王铺村和水沟村交界处，出租车司机将记者直接带到这里。矿井口是早已经被堵住了的。井口前的平地上车轮的印记纵横交错，很显然，在事发后来这里的人已经不少。

　　惊人利润的小煤窑

　　所有冲突的根源即来自于这一方看来并不大的无名矿井。一位曾在里面打过工的矿工告诉记者，该煤矿从井口延深进去有400多米，内有4条巷道。

　　就是这样一个躲在山沟的小煤窑，利润却非常惊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曾详细地核算过此煤窑的产出，他的结论是，按照目前市场煤销售价270～290元／吨计算，除掉生产成本，矿主每天的纯收入至少在7万元以上。

　　这一利润对于山西的大小煤窑来说并不稀奇。2006年同样在大同发生的左云“5•18”矿难时，当地煤矿主管部门告诉本刊记者的情况是，左云县的煤坑口价近300元/吨，除去成本，每吨煤可净赚200元。这还是六证齐全的煤矿。对于像侯振润的这座煤矿来讲，因为属于黑煤矿，中间免去了更多的税费，矿主的纯利润相比来说还要更高。

　　这种高利润，并不是什么秘密。一个拥有核定标准年产煤限9万吨的矿主，曾经不无得意地向记者伸出四根手指头表示他一年的收入，在记者猜为400万时，“在后面还要加一个零”，他说。

　　正是巨大的利润，使得“侯四”铤而走险。据知情人说，2006年8月份，侯振润就已经接手该煤矿。在2006年的11月24日至12月10日间，上面来人检查，煤矿还关过16天。大仁庄乡副乡长臧英说，12月后，“几乎是天天进行巡查，发现一处，就查处一处，炸毁填平一处。”但是这个黑煤矿依然在开。知情人说，“之所以还能够继续开，那一定是因为背后有人罩着，而且绝不会是一般的人。”

　　他说，侯振润开采的这个煤矿原本是西王铺村人范富开的，“‘侯四’能够拿到这个矿，本身就不是正当来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他却不愿详说。

　　《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称，据当地老乡们介绍，仅西旺铺村地界内就有5个这样的没有任何手续的小煤窑在生产。在西旺铺村周围，至少有20多个黑煤窑在生产。就是在兰成长被打死、各方面都在关注小煤窑的情况下，一位熟悉情况的当地记者告诉本刊，在大同境内各地山坳里面，还有不少“窑主”在组织挖煤，天一黑就出动，天一亮就收工。

　　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2.5万个煤矿，其中2.3万个是乡镇煤矿，全部由个人承包经营。而在山西境内，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称，山西省现有合法煤矿3800多座，其中具备30万吨以上生产规模的仅仅占到8%左右。

　　矿主们的风险成本计算

　　对于矿主们、特别是非法小煤矿的矿主们来说，开煤矿有各种风险，最大的莫过于煤矿被关闭。一旦煤窑面临停产甚至关闭，每天数万乃至数十万利润的进账就打了水漂，这是最不划算的事。

　　死人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一位矿主对本刊记者说，“差不多每个小煤窑，只要是生产，每年总会有一两个人死亡。”

　　但是有人“罩”的黑煤矿却依然心照不宣地在开。发生了矿难，矿主会尽力瞒住。他们往往会通过高于“每个死难者赔偿20万”的标准和死者家属私了。在人死不能复生、多赚一点钱的想法下，死者家属甚至会帮助矿主隐瞒实情。一位当地记者告诉本刊，他曾掌握了一个准确的矿难信息前去找遇难者家属核实，结果拿了钱的家属反而驱赶记者，“你家才死了人呢”。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一票否决”的压力也使得他们偏向于矿难矿主和死者家属的私下解决，最好不要报。

　　但是，黑煤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默契，有可能被媒体打破。当有媒体报道或者举报时，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前来查处。这使得煤矿矿主对记者非常警惕。

　　一位参与过替某煤矿主“消灾”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他曾经经历过一次矿难事件。当时矿主即摔出200万，发完钱后事情即烟消云散。而另外一个记者向本刊描述一个矿主的消灾方式时说，“他打开保险柜，对在场的记者们说，走时大家一人拿一个吧。一个就是一万。”

　　这是危难时候。平时矿主更是花了大力气和记者交朋友。经常，记者因为个人私事，在大同请了朋友吃饭，点最高档的酒菜。快吃完时，只消给矿主打一个电话，矿主即会匆忙赶来埋单。

　　其实，矿主给记者的钱永远都只会是很少的一点。上面那位矿主分析侯振润的利润说，“每日7万的收入，最后侯振润实际能拿到的，恐怕不到一半。”也就是说，更多的钱用在了其他打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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