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咱们的官员向老百姓道歉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普通的公务员，到中央高官，都不再吝啬向人民说些“对不起”、“请原谅”之类的软话。不过，“深圳市政府规定，公务员存在失职行为须登报向公众道歉”(《人民日报》3月19日)的新闻，看上去是个好消息，但质疑者众。

　　新闻说，深圳市政府正在推进“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规定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负责人要向市民公开道歉。用市政府秘书长的话来概括，就是“如果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得向全体市民道歉。”显而易见，这个制度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积极而令人期待的。

　　官员做错事，还不允许群众表露失望的神色，甚至将牢骚满腹者轰出衙门，那是拿民主当泥巴的旧社会。指望不作为的官员向自己道歉，在几十年前，咱们国人连梦里也见不着如此美景。因此，若有官员站出来向老百姓道歉，那必然令人感激涕零，责怪有关部门收多了十几块钱者，也不觉得那钱交得冤；讥讽政府经济建设搞不好者，也会对父母官表示谅解。去年，“安徽巢湖市长郑为文因2005年有9项任务未完成，在人代会上向全市人民道歉”(《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18日)，当场令与会代表们“深受感动”。可见，官员道歉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

　　从某种意义来讲，官员道歉也算得上民主进步的一种标志了。它至少可说明，政府对民意与政府形象越来越在意。只不过，期待公务员道歉制度化来推动“治庸风暴”，未免显得过于乐观。

　　不是有一句常言说嘛：中国老百姓最善良，容易被感动。公务员在百姓面前放低姿态，就更甭说了，百姓一感动，很容易就原谅了官员的过错。这固然是一种和谐的局面，但是，当道歉成为政府对公务员失职的例行惩罚时，它很可能由此成为掩饰失职的一块遮羞布。毕竟勒令道歉更接近于道德性惩罚，同时，登报道歉的费用也很可能还是纳税人掏腰包。果真如此的话，则公务员道歉就有点类似于民众花钱买感动了，同时官员失职问题也会因此被“扯平”。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百姓再怎么善良，也不会对强制性或赏赐性的道歉着迷。我们知道，道歉在外国公务员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很少有国家强制公务员这么做。美国总统向民众说sorry，那是家常便饭；韩国女总理去年还因为“赌博电玩泛滥”这样的“小事”没管好，而公开向国民道歉。他们之所以自愿频繁道歉，是因为政治命运掌握在民众手里。这种道歉是公众性质的问责，无须强制。深圳的公务员道歉制度，实质是政府对政府工作人员的问责，因此，公众对其问责效果表示疑虑并非没有道理。这从有关问责的措施上可见一斑：被问责者“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影响”中的“严重影响”，与“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中的“没有很好”，究竟如何衡量，显然是由被问责者的上级说了算。可见，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所引发的道歉，才是有持久生命力的。

　　“登报道歉”背后另一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公务员对法制的敬畏不容乐观。从现有的《公务员法》第81、82、83条来看，符合深圳公务员“登报道歉”条件的不作为及失职行为，轻则应被警告或记大过；重则应被开除或撤职，根本不是一个“登报道歉”可了得的。有更严厉的法律措施在，“登报道歉”显然就是小菜一碟了。

　　我认为，深圳市政府推行的“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可以参考一下韩国政府的新经验：“韩国打破公务员‘铁饭碗’，不合格者下岗捡烟头”(深圳《晶报》3月19日)。这种将玩忽职守与平庸无能的公务员进行淘汰或换岗处理，也是符合我国法治精神的。此做法不但对公务员具有威慑作用，而且充满了人性化。至少，它可以保证“庸才”们有个饭碗，并能去他们应该去的岗位，以体现“人尽其材”的朴素管理学。(椿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