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年内建成20万余摄像头“千里眼”覆盖全市。其“最大亮点”是，20万摄像头是在没有动用公共财政的情况下，完全通过社会筹集资金的方式，在一年内“闪电般”地建成(4月1日《北京青年报》)。

　　从报道看，此番深圳设置的电子防控工程，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因为它是以“红头文件”的刚性形式，让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民众“认领”摄像头任务。尽管文件中强调“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但这其中仍透露出有强行摊派的性质。不难想象，在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帜下，有政府的“大红公章”，再加上当地公安机关的加劲督促，这项工程顺利实现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笔者并不赞同深圳市的做法。原因是，既然电子防控工程是为公众利益而推行的，其经费应该来自公共财政，而不是任何人或者企事业单位“参股”。只有保持经费来源“纯洁性”的品质，保持经济上不受任何人或企事业单位的控制，才能保障公共权力的公共属性。否则，公共权力很可能被滥用与私有化。

　　此次深圳电子防控工程共筹集社会资金高达上亿元。但是这些企业单位或个人，“自愿”捐助资金给公安机关，他们又会得到什么回报呢？这正是令人担忧之处。如果这些“参股”者今后有违法问题，公安机关能否秉公执法？而那些不“参股”的单位和个人在触犯法律时，能否受到公安机关的一视同仁、公正对待呢？

　　更让公众忧虑的是，一旦“深圳经验”成为各地仿学的对象，一些公共管理部门原本由政府埋单的公共产品，都将会顺理成章，并理直气壮地转嫁给纳税人。长此以往，公众必将不堪重负。 (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