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律师周泽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理由是辽宁省公安厅侵害了他的会见权。周泽接受委托担任任世伟的辩护律师，但从任世伟2006年4月5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直至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律师终无法得见当事人。今年3月22日，周泽向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状。法院在当天下午以“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律师的会见权被侵害，到底能不能起诉？能不能作为行政案件起诉？这是问题的焦点，也是各方争议比较大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涉及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的监管问题，是否允许律师会见，是一个行政管理问题。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只要律师提交了法律规定的手续，就应该安排会见。如果侦查机关给看守所打招呼不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犯，实际上是越权监管，理当承担行政违法的责任。这种侵害律师会见权的责任，可以视为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责任，当然也可以视为越权监管导致第三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对于公安机关侵害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来说，基于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性质，无论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关于对“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不服，以及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该受理的规定，还是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关于法院不予受理案件的范围反向推定，对于发生在公安机关的侵害律师会见权行为，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在法律上可以说并无障碍。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我认为，限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显然不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相反，这样的行为恰恰是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行为。所以，理应可以提起诉讼。

　　从以上分析可知，公安机关侵害律师会见权，可作为行政诉讼被提起。不过，对于检察机关侵害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来说，就比较麻烦了———起诉检察机关侵害律师会见权不仅没有先例，而且检察机关通常并不被视为行政机关，法院将难以受理；而如果起诉看守所，则并不能使真正的侵权主体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在立法层面，还急需对此类问题做出解释。

　　但无论如何，“无救济则无权利”，律师会见权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在其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必要有救济。同时，侵权则必有责任，否则侵权本身就成了权利和自由了。律师如果不能在刑事辩护中发挥其作用，辩护制度就失去了效能和意义，从而律师业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也可能缺乏保障。(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