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纠风办严禁各地政府部门举办节庆活动时邀请演艺明星，并严控节庆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对利用节庆活动从中牟利，或因把关不严、组织不力导致节庆活动发生严重问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不少地方热衷于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举办眼花缭乱的节庆活动。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是气势宏大、明星云集的文艺晚会。而为请明星大腕前来捧场助兴，举办方不惜公款追星，动辄砸进几百万、上千万元。可以说，政府节庆活动不得邀请演艺明星的直接目的就是治理公款追星。伴随着公款追星的严重异化，公众的不满与日俱增，公款追星被称为“政府请客，百姓买单，明星发财”，是变相的“劫贫济富”，但是，就笔者记忆，这样的禁令并不是第一次发出。

　　那么，我们的疑问就是靠禁令来治理公款追星管用吗？会不会陷入治理公款追星的禁令困境？甘肃国家级贫困县举办明星演唱会强行摊派门票，广西某县花费数十万元请影视明星等关于公款追星新闻的多次出现，告诉我们，治理公款追星的禁令困境似乎已经形成。笔者以为，这种禁令困境的形成与我国公共财政的缺位有关。

　　目前，我国缺乏对公共财政资源决策和配置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公共财政预算的软约束没有涵盖大多数财政资金，无法发挥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导致公共决策中的长官意志、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凭经验和热情决策等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公款追星就是一种折射。事实上，我国现存的政府预算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计划经济时期预算制度的衣钵，大体上只保留了政府收支计划的外壳，而无现代政府预算制度作为市场对政府进行约束和控制的基本手段所应具有的基本内核。尽管这一制度经过了一定的改革，但它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在预算软约束的状态下，公款追星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不治理不可的地步。

　　预算软约束，不仅导致了政府该管的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管，不该管的却管了，越位和缺位并存。与公款追星的地方政府出手阔绰相比，一些地方的公众所应享受的公共服务却无法得到保障。我国政府的收支不仅有预算内、外之分，而且还有制度内、外之分。前些年，我国的预算外收入的规模一直保持在预算内收入的50%以上，而制度外收入规模大体上也与预算外收入相当，这种收入格局必然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支出格局。这一状况意味着我国有一半以上的政府收支游离于政府预算控制之外。这种政府收支管理的现状反映了我国的财政还不是真正的公共财政，政府预算制度离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预算制度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预算制度本身存在重大制度缺陷，制度供给不足和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严重失衡，各级政府的支出缺乏法律责任，随意性大。这是公款追星形成禁令治理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没有统一的政府预算，就没有真正的公共财政。将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都纳入预算统一进行管理是符合政府预算制度统一性的基本要求的举措，可以说这是我国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前提。要克服预算软约束就要把制度外、预算外收支逐步归并到政府预算中去。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根本要害在于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进而阻止公款追星现象的产生。(作者：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