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南方都市报的街谈文章谈到有人建议组织下岗人员成立卫生监督队伍，上街罚款，作者明确反对。我认为如果不过于强调罚款功能的话，该建议有正面意义。该建议实际上是交通协管员的卫生监督版。交通协管员上岗以来，对维持交通秩序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只要经过市民充分讨论酝酿，设计出合理制度，相信卫生监督员上街也会受到市民欢迎。

　　不妨跳出卫生监督员这个问题本身来看问题。已经存在的交通协管员、协警、治安员，以及可能出现的卫生监督员，他们为市民提供的服务，都属于地方政府最基本职责。他们的服务广大市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大部分正式公务员做些什么工作，市民却无从知道；提供什么服务，市民无从体会，无从评议。日前政府提出的公务员“六振出局”案，吊诡之处在于，越是提供服务的岗位，越容易遭投诉。不提供服务的岗位，反倒高枕无忧。前面所述的协警、交通协管员、治安员、卫生监督员，干脆连公务员身份都没有。所以，如何让正式的公务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服务员，让真实的公共服务员成为正式公务员，更值得全社会来思考。

　　如果认真分析市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绝大部分不需要什么高知识高技术人才来提供，资质平庸即可，许多职位现在的下岗工人也能胜任。但是，政府却为公务员设置了很高的进入门槛。公务员的普遍高学历，反过来又提高了公务员对薪酬的要求。毕竟较高的离职率对公务员队伍的士气打击非常大，不亚于贪污腐败。公务员的士气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但是要社会为低技术服务承担高技术报酬，必须付出经济发展方面的代价。于是，政府不得不对广泛存在的公务员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败坏全社会的道德风气。既然设了交通协管员、协警、可能出现的卫生监督员来协助监督市民行为，是不是还要设道德协管员来协助纪检反贪部门呢？

　　发达国家的正式公务员工资低于国民平均工资，多吸收平常之才。关键岗位通过民主选举，直接从社会上吸纳英才，并且保持高度流动性。从源头上就把上面所述的矛盾全部解决了，还让政府有可能在公共服务与就业形势之间作折衷取舍，提高执政能力。与这种“低薪养庸”模式相比，东亚某些地区的“高薪养廉”只是在政府制度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考虑到“高薪养廉”的进入和退出成本都相当高昂，还存在与社会争夺英才，用低技术岗位扼杀高技术人才的问题，不值得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庞大公务员队伍、高级人才匮乏的国家仿效。

　　短期内彻底改造公务员人事制度不太可能，地方政府也没这个权限。但是协警、交通协管员，雇用非正式公务员提供公共服务，算得上是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值得鼓励。限制公务员岗位膨胀，甚至压缩公务员岗位，更多利用非公务员和私营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保持这些岗位的低薪低门槛。不妨将这类做法，继续发扬光大，扩大到其他领域，以便公共部门实现普遍的“低薪养庸”。(作者：余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