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来自《印度教徒报》的记者，给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提了个尖锐的问题———重庆那么大一个城市，有没有贫民窟？黄奇帆表示，重庆现在和以后都不会有贫民窟，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的农民是两栖的，农忙或工作不好找的时候会回到农村。二是中国由于城市发展而动迁的农民，政府都会赔偿拆迁款或者是房子，他们成为城市人后，没有生活来源的还可享受低保。三是中国进城农民基本上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6月15日《重庆商报》)黄奇帆说的是实情，但同时也是沉甸甸的承诺和责任。

　　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量贫民窟现象，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两大原因：一是由于我们严格管制，不会出现私搭乱建过多的现象；二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目前是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集体宿舍里面，也就是所谓的“工棚现象”。现在中国有1.2亿以上农民工，进城的家属据说只有3000万，意味着1亿人过着单身生活。它给农民工子女教育、家庭和社会伦理带来巨大挑战。站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加速的路口上，站在“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新特区”)这一独特位置上，人们热切地期待，重庆能在这方面探索出新路，成为以人为本、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典范。

　　而这一切，是在充分尊重、保护农民的迁徙和择业等各项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黄奇帆说，重庆每年都要增加50万城市人口。这个新增数量甚至远远超过北京，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在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成都、重庆获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成为这两个新特区的关键字词。而“统筹城乡”的关键性制度依托，就是城乡居民权利平等。诚如6月9日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所说：统筹城乡发展，最终目标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质化的生活条件。

　　在此过程中，农民更多、更平等的权利，就意味着他们将获得更好的城市入场券，意味着城市的发展壮大更快、更和谐。为此，重庆、成都已然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6月15日《重庆晨报》报道，重庆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在放手试验的改革新思路下，重庆农村居民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这在全国都没有先例。它意味着农民将拥有更多、更恒久的进城资本。而成都则已开始着手规划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

　　与此同时，建议两地充分吸收以前国内外其他城市廉租房建设的经验，一是不能把廉租房建在过于偏远的地方，引发大量的时间和交通成本，致使入住率极低，甚至无人入住；二是申请条件不能过苛，将大量低收入者拒之门外；三是政府连片建设大规模的安置贫民区，也未必是好办法，这不仅可能产生治安上的高危地区，也不便于贫民就业。

　　前些年芝加哥拆除最大的廉租房区，把廉租房分散到城市各处，此举就受到低收入者的欢迎，效果也非常好。此举颇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