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云南省政府官员对外宣布，该省将在全国首设“诤言奖”，最高奖金高达5万元人民币。凡针对云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生问题等方面提出的具有建设性、前瞻性、独创性见解，切合云南实际的意见、建言、决策咨询建议，以及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和建议等，均属诤言征集的范围。

　　设奖征诤言，其实就是为了鼓励民众多向政府提意见，激活民智这块宝贵的资源。就此而言，“诤言奖”有其可取之处，体现出一种政府决策的开明与开放。

　　不过也要看到，现实中，之所以出现政府难获诤言，民众不能放开说话的现象，主要原因并不是奖励措施的缺乏，而在于，我们缺乏对诤言的认真对待。

　　在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中，民众若不愿说话，原因不外有三，一是想说但不敢说，二是想说却不知道到哪里说，三是感觉说了也没用，干脆就不说。

　　“想说但不敢说”，这种心态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上。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些地方，批评政府部门或官员往往是得罪人的事，一些官员会认为这是在挑刺、找茬，甚至怀疑批评者有不可告人的意图，报复打击因此尾随而至。在重庆“秦中飞诗案”中，秦中飞自撰的小诗虽说有些牢骚意味，然也不失为诤诤肺腑之言，值得掌政者警醒，但结果，秦中飞却因此招来了无妄之灾。

　　“想说却不知道到哪里说”，这往往是那些忧国忧民、乐于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公民的苦恼。现实中，往往有很多人或对于地方的发展有独到的见解，或对政府的施政方略有不同意见，或经过业余观察研究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方案……可是，现实中，很多普通民众想见一面当地的政府官员或者人大代表，往往不太容易，很多人不知道人大代表是谁，如何联系，也就无法把想法表达给决策者。有的发表在网络，引起一场讨论后也不被政府部门重视……像网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那样，引起媒体关注，进而得到政府回应的个案，还并不多见。

　　“说了没用，干脆不说”，这里不妨以政府和立法机关征集民意为例。现在，政府决策和立法机关征询民意可谓蔚然成风，但是，这样的民意征询大多是单向式的，即，民意收集上去后，往往如石沉大海，很少有人站出来告诉公众，哪些意见是有价值的；对于正确的建议、批评，一些官员置之不理，公众也很难对其问责。长此以往，民众参与决策的热情就会减退。

　　拿云南这次征集诤言来说，如果获奖的诤言有价值，那么这些有价值的建议，下一步能否落实到工作之中？如果不落实，公众能否问责有关官员？如果此举只是作秀、颁个奖了事，那么民众对政府提意见的积极性无疑大受挫伤。

　　可见，诤言匮乏的背后，其实是公民权利的困境，若要摆脱困境，惟有建立健全认真对待诤言、对待权利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由于对批评者权利保护措施严密而完善，被批评的官员不敢也不能打击报复批评者；在这样的制度下，有着便捷的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渠道和平台，公民的意见可以直达决策层；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对民众的意见必须负责处理，认真回应。

　　敢说话，说真话，这是人之天性追求，所以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诤言，而需要思索的，是我们是否夯实了产生诤言的土壤。作为政府，表达诚意，鼓励公众直言规劝，止己于失，重奖也许是个尝试，但显然不应该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