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金富是浙江龙游县一个主管水产、河道的芝麻官，此公几年前未出一文钱，却“入股”了一个由他和另外两人“共同出资”的承包项目，随后利用职务之便，在转包项目时“照顾”了“生意伙伴”一把，自己从中分享了8万元的“红利”。可惜伸手必被捉，去年“雷官人”落入法网，被提起公诉，今年6月终被认定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半。

　　如此一个“芝麻官”，如此一桩“绿豆”大的受贿案，本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如果我们将此案置于当前“新意迭出”的腐败行为中，并将其置于中纪委反钱权交易“八项禁令”的特定语境下时，这只“麻雀”却颇具解剖的价值。

　　我们注意到，此案从起诉到最后判决，前后共开庭5次，历时半年时间，甚至在一审判决后，龙游县检察院立即向上级法院提起抗诉，上级法院也随后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有关人士认为，“由此可见，关于‘干股’能否认定为受贿的问题，在司法界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此言不无道理，但仍需一分为二。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早已明文写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显而易见，雷某作为主管水产的官员，涉足与自己职权相关的生意并获利，不管他是否入了“干股”，都明显违规，理应法办。

　　再往深处说，官员(家属)为何喜欢入股经商，企业又为何欢迎官员(家属)入股？答案很简单：官员手中的权柄能变出白花花的银子。这已是天下人所皆知的浅显道理。古代晋商发明了“股份制”——“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如今，贪官们和奸商们更推陈出新出“出权者为‘干股’”的玩意。而所谓“干股”，早已超越了以往官员投小钱、收大利的“明股”形式，而是以赤裸裸的权柄折算入股，投入公权，收获私利。近些年，这种发明创造大有燎原之势，在一些地方更以“官煤勾结”、“警黄勾结”的形式群体出现，一大批干部纷纷被拉下水，甚至主动跳水。

　　与以往的很多权钱交易勾当相比，以“干股”牟利，这是腐败和反腐败的斗法中“应运而生”的一种更隐蔽、更巧妙的腐败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也钻了一些法律的空子，踩了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给执法者带来了一些困惑和困难。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加快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让违法者无空可钻；另一方面，正因现象繁杂多变，更需删繁就简，以最基本、最简洁的原则来抓住问题的实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商人不会因为感情好而送给官员“干股”，其中必定有权钱交易，因此只要官员接受了“干股”、并以公权为送“干股”者谋利，就应难逃受贿罪名。

　　5月30日，中纪委公布了对新形式腐败的“八条禁令”，并勒令违反者在6月底前主动坦白，其中第二条就是“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可见对于“干股”这种腐败新动向，中央是很清楚的，也下决心要堵死贪官们的发财之路。然而遗憾的是，据有关媒体披露，坦白“大限”到来之际，个别矿难大省竟出现“零坦白”的奇观。除了尴尬和愤怒，这种结果更值得反思。但愿，此次“大限”只是“先礼后兵”的一个礼节性程序，紧随其后的，还有一轮接一轮的、旷日持久的“反钱权交易风暴”。（作者：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