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谭震林 (1902—1983)生于湖南攸县梅城镇，12岁开始当书纸业学徒工人。1926年10月在攸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二、三支队副司令员，新九军军部巡视员，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党的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印象]

　　高贵中流露出历经沧桑的大气

　　7月20日中午，20多名湘籍将帅后人在北京一家饭店的包间聚会。坐在她周围的湘籍将帅后人中，有少将、中将，谭泾远退休前任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部长，级别是司局级。在座的也都很自然地听从谭泾远的吩咐，就像弟弟妹妹听从大姐的安排，但座中她并非年龄最长。

　　这群有着同样背景，生长在北京红墙大院，经历共和国风风雨雨的将帅后人，现在也都步入了老年。他们相聚，没有世俗的讲究，像群孩子。

　　67岁的谭泾远是谭震林儿女中的老大，花白的头发，一副金边眼镜，穿件白花篮底衬衣，言谈间，透出一种高贵而历经沧桑的大气。谈到第一次回故乡，她还是乐呵呵地说：“那是1970年，我在北京已经无家可归的时候，第一次回到老家攸县。”

　　从湖南攸县城关书店的装订工，到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从氵米水河畔到井冈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一、二、三次“围剿”，保卫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

　　抗日战争中，指挥新四军取得对日“繁昌大捷”，打开苏南东路抗战局面。

　　解放战争中，与粟裕指挥苏中七战七捷，挫败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打济南，激战淮海，渡长江，解放浙江，主政华东。

　　“文革”中，带头“大闹怀仁堂”……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在女儿眼中是“小个子，硬汉子”。

　　名字纪念父母相恋

　　“我名字中的这个‘泾’，意思就是安徽泾县，我不是在泾县生的，是在苏南生的。当时泾县云岭是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的军部，父母亲就是在那里认识的。”谭泾远说。

　　1938年2月，谭震林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葛慧敏是名年轻的党员，年仅19岁，弃学从军后从上海到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后被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不久，调到第三支队。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39年6月，他们结成患难与共的终身伴侣。

　　1940年3月，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决定将谭震林从皖南前线调往苏南东路地区，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23日晚，谭震林带领随行人员，从云岭出发，4月11日，到达江南指挥部，4月15日，谭泾远在江南指挥部出生。这一年，谭震林38岁。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谭震林已远在苏南，没有经历军部突围。

　　曾问父亲是否当过叛徒

　　“文化大革命”时期，谭泾远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对最能表现父亲无私无畏，刚直不阿个性的“大闹怀仁堂”，她是事情过后很久才知道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是住在家里。父亲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那段日子，我在家里仅仅知道父亲很不高兴，但具体为什么，不知道，也不敢问。他们那一代人组织纪律观念特别强，什么事情都不在家里说。”

　　1967年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碰头会议。对一批批老干部被打倒，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谭震林，见张春桥走进会场，劈头就问：“张春桥，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没有想到有人敢直呼其名当众责问他。他怔了一下，说：“群众不答应啊！”

　　这个回答，更加激怒了谭震林。他厉声地说：“你口口声声说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40多年的老革命被你们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为整个党……砍脑袋，坐监狱，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也都已到场，谭震林的正义让这伙人感到瞠目结舌。随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对这伙人的倒行逆施予以谴责。

　　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但是，当时毛主席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歪曲汇报，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此后，“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谭震林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到错误批判。

　　在这以后，江青、康生等人污蔑谭震林是叛徒，谭泾远回到家里问父亲：“爸爸，这是怎么回事？”谭震林说：“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毛主席了解我。”

　　无家可归回老家

　　1969年9月底，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央的名义，将一批老干部逐出北京。谭震林被“护送”到桂林，幽居3年。

　　谭泾远说：“‘文革’前，我家住在中南海乙区，李富春家住第一个院，我家住第二个院，邓小平家住第三个院，陈毅住第四个院，后面就是刘少奇家。这些老一辈，我们在散步的时候经常可以遇见。父亲去了桂林后，1970年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就无家可归了。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回了老家攸县。”

　　“二月逆流”后，谭泾远作为“黑干将”的女儿被下放东北。从东北回京，已经没有父母的等待，甚至连寄身之所也没有。这个时候，谭泾远能够想到的去处，就是父亲的老家攸县城关，那里还有叔叔。

　　“那时叔叔也在挨整，我辗转找到他。他把我带回家，逢人不说我是谭震林的女儿，说是堂妹的同学。我这样就在老家住了一段日子。”回忆起这段心酸的经历，谭泾远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

　　和丈夫都是“黑”人出身

　　采访时，谭泾远的丈夫虞大江坐在旁边也津津有味地听着妻子讲故事。他是谭震林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江华的儿子。记者问：“您退休以后在做些什么？”虞大江笑着说：“给她当司机。”

　　说起自己的婚姻，谭泾远还是直率爽朗：“我们是小学同学，那个时候，他父亲是‘三反’分子，我是‘黑五类’子女。以前，他有女朋友，我有男朋友。‘文革’时期，我们的父母都被打倒了。1971年，我在七机部工作，一个阿姨把我们叫到一块，就处上了。都知根知底的，又都是‘黑’人，门当户对。”

　　耀邦叔叔捎口信

　　“九一三事件”以后，一批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1972年，毛主席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小范围内对“二月逆流”予以了平反。

　　当时，胡耀邦把谭泾远找到家里说：“你要赶快给你爸爸报个信，让他给主席写信。现在又有人造你父亲的谣，说，谭震林讲在什么范围把我打倒的，就要在什么范围给我平反。”“耀邦叔叔知道当时的政治气候根本不可能，要我尽快给我父亲报个信。”谭泾远说。

　　当年5月份，谭泾远已经去桂林看望过父亲了，年内不可能再有假去桂林。如何将胡耀邦的口信带到，谭泾远想到结婚请婚假。

　　“我的结婚报告递上去了，他们不批，说，你的情况我们清楚，但对虞大江要政审。他是江华的儿子，政审通不过，他们就拖着不办。这个时候，很多阿姨让我找邓颖超妈妈。我就写了封信，当时妇联的一位阿姨把信转去了，邓颖超妈妈在信上作了批示，七机部就乖乖地批准我们结婚了。”

　　197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谭震林特意选择这一天将信发出去。毛泽东收到信后，当即批给中央政治局，同意谭震林回京。

　　父亲是个男子汉

　　在谭泾远眼中，父亲谭震林一直很忙，总是不在家，而且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是严父也是慈父。

　　“每年春节，他总是张罗举办家庭文艺联欢会，他的拿手好戏是京剧《借东风》，后来又喜欢唱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父亲还喜欢和妈妈合唱新四军时期的战歌《繁昌之战》，家里其乐融融。

　　谭泾远说，父亲是个讲真话，敢负责，疾恶如仇，刚直不阿的男子汉。不说大闹怀仁堂，就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个时候，对彭德怀已经开始批判，但是在小组发言上，父亲还是肯定彭老总的不朽功绩和崇高品德。（记者 刘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