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7月2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与富的态度。不出所料，老先生在网上被一些人骂了，以致8月9日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分析网上骂人》。

　　此前不久，也有人因为“替富人说话”挨尽了一些网友的骂。7月23日，提交省十届人大常委会28次会议审议的《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因为觉得“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大款’超生的门槛”，规定成倍提高缴费标准：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其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在民间舆论的一片欢呼声中，有评论不无担心地指出：重罚富人超生是迎合多数人暴力——这一说法，也被一些网民以“人体排放的某种气体”相喻。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在7916名参与者中，有65.3%的人坦承，自己在看待一件事时，会因为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有所不同。

　　回到“重罚富人超生”上，反对的声音似乎在情在理：这种对富人的选择性重罚缺乏法律依据，也不是遏制超生最好的途径；“今天在重罚富人超生上，你是那个站在多数人队伍中欢呼的人，在这种多数人的暴力下，总有一天，你也会在某个问题上成为被剥夺和侵害的少数人。”

　　反对“重罚富人超生”也会挨骂，为茅于轼的话做了一个注脚。茅于轼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因为穷人是弱势群体，哪怕说错了，顶多是技术性错误；为富人说话则不同，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

　　在这次调查中，89.8%的人认为，社会中确实存在茅于轼先生所说的这种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穷富之间忽然裂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差距，更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对立。可资佐证的一个例子是，普通汽车出车祸往往反响不大，但“宝马撞人”一定群情愤懑，甚至有人开玩笑，“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那就是阶级矛盾。”

　　人们不满的，当然不是财富——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我就是想混进富人阵营里去净化他们。”有参与者开玩笑地说。

　　诚如他所言，富人的形象，目前确实不佳。本次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在若干个正面、负面词语中，选择三个词来形容现在的富人，结果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然后才是聪明(33.1%)和勤奋(31.7%)。

　　学者丁学良分析，之所以富人形象不佳，招致民众这么多的抱怨，是因为在人们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财富怎样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相关法律和程序都还没有跟上，以致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很多快速致富的人不是正正当当按法律和政策致富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关系、门路甚至是腐败和犯罪。这让那些没能先富起来的人觉得非常不公平，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觉得非常不牢靠。

　　也有论者指出，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在富起来之后，很多人首先是通过炫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

　　本次调查显示，91.2%的人认为，富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调查同时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更多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规定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隔阂与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而不是打倒。其中首要的，不是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有参与调查者这样表示。 （唐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