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军队是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

　　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那是在战争年代。血与火会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些微合理的部分是：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终止。

　　人们看到，当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成为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当非典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人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小汤山，与非典展开决战。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又扛起沙包投入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

　　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摄影记者拍到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护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沧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

　　这种英雄气质，来源于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

　　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非战争军事行动：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军事力量运用于除战争行动之外的其他军事行动。

　　问题出来了：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自古以来，它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即：它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惟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在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用一个章节篇幅首次论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其含义是：美军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维和、强制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禁毒等不涉及战斗的军事行动，作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重要补充。

　　1995年6月，美军以参联会主席名义颁布《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美军参联会同时制定了6部涉及反恐、维和、缉毒、撤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项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1)军备控制；(2)打击恐怖主义；(3)对禁毒行动的支援；(4)执行制裁；(5)强行隔离；(6)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7)国外人道主义援助；(8)国内支援行动；(9)国家援助；(10)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1)和平行动；(12)护航；(13)救援行动；(14)显示武力行动；(I5)打击与袭击；(16)对暴乱行动的支援；(17)反骚乱行动；(18)后果控制。

　　这个纲要的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需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其《2020年联合构想》提出：“在人道主义救援或和平行动等复杂的紧急任务中，为在限定时间内达成国家目标，美军应能迅速做出灵活反应”；“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由多国部队、地区性组织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志愿的私人组织提供的技能与资源”，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呢？冷战结束后组织“人道主义救助”，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