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职责使命，不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这就是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我们的重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拥有1500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5.6万士兵、7600吨物资空运到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完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要控制世界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然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他们不但饱受国内舆论批评，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也表示，他同全世界一样，对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民的困境和灾区秩序的混乱程度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支首创“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军队竟然没有及时投入国内灾难救援，这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但美军并不觉得尴尬。陆军发言人说：救灾应由州国民警卫队完成，不是陆军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反驳说：陆军在伊拉克作战兵力不够，原本能够用于救灾的国民警卫队大量抽调到伊拉克战场，造成国内力量空虚不是国民警卫队的责任。最后由美军南方总部司令出面，回答新闻媒体对军队救援不力的指责。这名四星上将更加振振有词：军队的所有装备和训练都是用于进行战争的，不是用于救灾的！

　　一句话令美国媒体集体语塞。毕竟其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要之义，也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就是在同一个概念“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下，不同军队之间巨大的差别。

　　中国军队从来没有把对自己民众的关心、帮助和对他们的灾难救援看作军队的负担或分外之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初起，就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毛泽东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支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其他许多职业化的、雇佣制的军队所永远无法明白、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时光变迁，军队的职责使命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到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提出的军队要为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再到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我军职责使命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人民军队的本色、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会变化。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在扑救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时候，在与泛滥的洪水搏斗的时候，在勇敢走上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时候，在倒塌的废墟内倾听微弱的呼唤，然后舍生忘死投入救援的时候，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又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仅2008年以来，军队连续进行抗击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救援、支援奥运安保等多项非战争军事行动，显示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责、完成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起到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快速反应和“一跃而起”的能量

　　抢险救灾，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内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军表现了很快的反应速度。

　　地震发生13分钟，军队应急机制启动。

　　地震发生两小时零7分钟，成都军区两架直升机冒雨起飞，察看灾情。

　　5小时30分钟，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组成的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227人乘专机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不到10个小时，1.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进入灾区展开救援。

　　5月13日，又有1万余名官兵及救灾装备空运至成都地区，中国航空史和我军历史上单日空运兵力最高纪录被改写。5月15日,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升机行动在川西北展开。

　　速度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质量，速度就是效率，速度就是掌控。

　　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对军队参加抢险救灾的主要任务、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协调关系、动用军队的权限和程序、军地联合指挥、平时救灾准备和经费物资保障等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执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是军队的重要使命”，“军队参加抢险救灾主要担负下列任务：(一)解救、转移或者疏散受困人员；(二)保护重要目标安全；(三)抢救、运送重要物资；(四)参加道路(桥梁、隧道)抢修、海上搜救、核生化救援、疫情控制、医疗救护等专业抢险；(五)排除或者控制其他危重险情、灾情。必要时，军队可以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等工作。”

　　从以上任务之中就能明白，“一跃而起”的反应速度在其中的分量。战争中“兵贵神速”是用兵和制胜之道，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反应速度的意义更不同寻常。

　　从客观因素看，首先因为灾难救援中挽救生命的时间实在有限。经过汶川大地震，“黄金72小时”几乎无人不知，“以人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生命救助成效已经成为判定行动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成为激发军人忘我拼搏的最高境界。其次，因为灾难中局面容易失控，如果前期不能控制局面，后期处理成本将十分高昂。这就是为什么中外专家普遍认为灾难发生最初几个小时的动作，决定整个灾难处理的成本。没有速度就没有主动，没有速度就会失去对局面的掌握。

　　从主观因素看，因为军队具有力量集中、分布广泛、机动方式多样、指挥高度统一的特点，这些都是快速反应的基本要素。别人反应慢了，可以找各种理由求得原谅；军队反应慢了，1000条理由也难获得一次原谅。正因如此，军事力量历来是应对突发灾难事件的首要手段、关键手段和最后手段，其作用无法被其他力量所取代。

　　人人皆知快速反应的珍贵，但实际做到十分不易。一是灾难救助中面对众多意外情况，要实现救援人员及时到达、救援设备准确到位、救援行动有效展开，不知要跨越多少艰难。二是灾难往往发生突然，部队接到命令就要立即行动，几乎无时间筹划和准备，只能边行动边了解情况、边行动边制定计划。不能适应危机状态下的行动方式，就会损失时间，造成被动。三是灾难救援任务多样、转换频繁，往往刚进入一个领域，刚了解一点情况，刚熟悉一些过程，又要转入另一个领域完成突击。不能适应短时间内多任务衔接交叉的局面，同样要丢失时间，损失速度。

　　所以“一跃而起”谈谈容易，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难。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行动之所以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核心就是一个“快”字。

　　我军快速反应的能力首先得益于指挥调度能力。

　　灾区救援与战场作战虽然大不相同，但指挥调度却异曲同工。

　　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入兵力36万，其中解放军31万，武警官兵5万，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的一次。在很短时间之内，在远逊于长江、嫩江、松花江广大流域面积的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13.4万余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救灾。

　　实现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力量调动和集结，除了指挥调度能力外，国家和军队的机动输送能力不可或缺：一是军队的陆上摩托化机动能力；二是军队的空中投送能力；三是国家的铁路输送能力；四是国家的战略空运能力。仅5月13日一天，23架军用运输机和12架民用客机就不间断飞行了78架次,将1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及救灾装备从多个集结地运抵成都地区4个机场。没有这样的能力，短时间内数万甚至是十万大军云集灾区是不可能的。

　　快速反应的最终标杆是及时到达灾区第一线。当山体滑坡阻断摩托化行军的时候，当烟雨迷蒙影响直升机飞行的时候，解放军进入灾区的步伐没有中断。让我们记住这些在大难面前表现出大勇、最先进入受灾核心区域的军人：

　　2008年5月13日13时35分，成都军区高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率20人进入映秀镇。

　　2008年5月13日23时15分，武警师参谋长王毅率200人进入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空降兵15名伞兵从4999米高度跳伞空降茂县。

　　……

　　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16日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对官兵们说：“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牢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以实际行动使灾区群众增强了信心，感受到希望，增添了力量。你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获得的光辉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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