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中国的资源版图上，阜新曾举足轻重。“一五”计划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4个能源项目安排在阜新。

　　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2001年12月14日，阜新被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7年多来，转型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主题。它不但要调整产业结构，还要克服地面沉陷等地质灾害，数十万矿工及其家人的就业，也成为挥之不去的难题。

　　没有摆脱“吃饭财政”困境的阜新，还在转型之路上摸索前行。

　　海州露天煤矿就像地球的一块伤疤，7平方公里大，300多米深，盘踞在阜新市区的南端。矿底飘出一道道白烟，使整个矿区显得神秘。

　　这个1953年投产、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已因煤源衰竭而被弃用。

　　它，只是阜新“百里煤海”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阜新累计生产原煤6.5亿吨，运煤的车皮足以绕地球4圈半。

　　而到本世纪初，一系列光荣的记录，像一个个矿井被挖光拉净。留给这个城市的，是坑洼的道路、撕裂的地壳、沉降的大地和数十万下岗失业者。

　　2001年12月14日，国务院将阜新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从此被重新估值。

　　上过人民币的电镐歇了

　　本世纪初，随着煤源衰竭，阜新一批主力煤矿停产

　　在1960年版的5元人民币上，人们还能看到海州煤矿充满激情的形象：一辆孔武有力的电镐，正奋力挖煤。

　　它的张扬，并非虚有其表。

　　阜新因煤而建，因煤而兴，中央1955年制定的“一五计划”中，156个重点项目，有4个能源项目安排在阜新。海州煤矿很快被建设为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由其供煤的阜新发电厂，在当时也是亚洲最大的火电厂。

　　那时的海州煤矿，是阜新人的骄傲。

　　1969年，27岁的王国贤从沈阳军区退役，来到海州煤矿做了一名掘进工。他三级工的月工资是四十五块一毛八，当时面粉只要1毛5一斤，王国贤感到很知足。

　　每天上班前，他都可以看到不远处阜新发电厂的大烟囱冒着黑烟，那是生产繁荣的象征。

　　而事实上，忧患就像煤炭一样深埋在地壳里，等待被一起挖出。

　　海州矿因煤源衰竭，在贡献了2.3亿吨的开采量后，于2002年4月申请破产。

　　伴随着海州矿告别历史的，还有东梁矿、平安矿、新邱露天煤矿等一批主力煤矿。

　　煤难找、煤难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以五龙煤矿为例，上世纪80年代，开掘面在地下300米以上就可以挖到煤，20年后已深入到600多米以下。两米多高的巷道支架如果一个月不加固，就会被强大的地压压下去一米深。

　　苦力支撑的煤矿，因作业条件复杂恶劣而频发事故。其中，以2005年的孙家湾矿难最为著名。那场矿难夺去了214名阜新矿工的生命。

　　发电业也遭到池鱼之殃。曾为亚洲最大火力发电厂的阜新发电厂，一度沦为调峰电厂，退出主力序列。

　　2000年，阜新经济总量仅有65亿元，居辽宁省倒数第一位。

　　煤能养人也能“吃”人

　　资源无序开采对生态造成破坏，地面沉陷，地下水受污染

　　矿工袁大忠还记得，10多年前他每天清晨起床后必做的一件事，就是使劲清嗓子洗鼻子，才能将黑色的痰和鼻涕清理出一部分。

　　他1980年初中毕业后到五龙煤矿上班，兄妹四人跟父母一起，挤在2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内，属于煤矿的棚户区。

　　让矿工们心惊的是采空煤层导致的地面沉陷。至2001年4月，阜新全市的沉陷区有101平方公里，涉及居民2.8万户、7万多人。

　　袁大忠还记得，在一次修房时，挖开地基，他才发现只有薄薄的一层地皮勉强托着房子，下边是望不到边的黑洞。

　　这，还算幸运的。

　　拉煤的汽车翻进路面突然出现的大洞内，车坏人伤；小孩掉进黑洞里丧命；房屋先裂后塌……此类事情，当地人早已屡见不鲜。

　　阜新的地下水，也早就不能吃了。打井队能打出来的，大多是被煤块污染的水。

　　“这个城市在规划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可持续发展。”3月13日，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主任董彦超列举道，阜新“煤电之城”的定位，一没有考虑到资源开采对生态的破坏，会严重缩减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二没有考虑到资源一旦枯竭，数目众多的矿工及其家属的生计和出路。

　　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原因是，“一五”、“二五”时期，国家基础建设百废待兴，急需能源和煤炭。

　　其实，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阜新的煤矿便处于亏损状态。董彦超说，国家当时平调阜新的原煤，一吨只给一二十块钱，导致“挖得越多，赔得越多”，没办法，上级给各个煤矿设了亏损指标予以补贴。

　　阜新市一位官员认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综合经济和生态两方面的考量，阜新这样的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关键是，谁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一纸上书捅破窗户纸

　　1985年，阜新市时任市委书记直言，阜新应摆脱对煤炭的依赖

　　最早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在1985年。

　　那一年的12月12日，阜新市时任市委书记马波上书辽宁省委，直言“煤炭企业都有一个‘建设—发展—萎缩—报废’的过程”，请求对阜新工业进行转型，摆脱对煤炭的依赖。

　　“前30年，阜新形成了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是我们工作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误，如果在今后20年内不把其他工业发展起来，就将是我们的第二次重大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资源衰竭已渐露端倪。之前年产100万吨的新邱煤矿，已萎缩至十几万吨，人员和设备大量闲置。

　　但在阜新现任一位官员看来，上世纪后期，阜新为了发展其他工业，不能不说走了一些弯路。

　　“那时候，大家还局限于要政策要钱的做法。”这位官员说，阜新曾拉来巨资，试图在化工、纺织和电子等行业有所作为，最后都不了了之，“关键是没有因地制宜。”

　　阜新的转型，很早就纳入中央高层的视野之中。从1991年起的12年间，朱镕基、李岚清和温家宝等人先后到阜新调研。

　　2001年12月，阜新被国务院设立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