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应该是绿色事业的NGO在中国尚处在灰色地带，总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网罩住了NGO的发展，艰难生存的中国草根NGO只能尝试曲线破围。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正是3月5日“雷锋纪念日”。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就提交了提案，建议为“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此之外，“两会”期间，关于志愿者和NGO(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寥寥，观点大爆发的“两会”上，NGO仍然是个被冷落的话题。NGO，“难搞哦”。正如乐美真委员在《建立志愿者激励机制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发言材料的最后提到的——“改善NGO发展的法制环境，发挥NGO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相关法律与政策缺失所带来的民间组织注册难已持续多年，这不仅造成许多民间NGO法律上的尴尬，也使得它们在发挥作用上受到局限。

　　原本应该是绿色事业的NGO在中国尚处在灰色地带，总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网罩住了NGO的发展，艰难生存的中国草根NGO只能尝试曲线破围。

　　去年的汶川大地震给了NGO一个操练场和正面表现的舞台。种种迹象表明，在法律地位没有解决之前，草根NGO可能利用种种变通，在政企间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而相关主管部门的态度，亦借由大地震的特殊情境有所松动。

　　在中国民众心目中，NGO和NPO(非营利组织)就是专门“学雷锋”的。然而，草根NGO英雄的生存之路是一段长征，远比3月5日上街给人剃个头复杂得多。

　　其实不差钱？

　　“钱，绝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说出徐永光这句话需要相当大的气魄和地位。此时，淡黄色的落日余晖正好可以洒进徐永光的办公室，窗口外不远，是北京东三环的车流。千里之外的成都，何磊未必像徐永光这么想，对他来说，钱永远是紧张的。

　　徐永光是何磊的“财神”。

　　徐永光已经60岁，面容白净富态，这个前团中央组织部长和希望工程的原操盘手现在专职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全部来自其冠名的民营企业。这个基金会专注于支持民间公益，像何磊这样的草根NGO可以向南都基金申请资助。何磊身材瘦高，他是一个叫野草文化的环保NGO的全职负责人。“南都基金还没给过我们资助，不过，徐老师已经答应过给我们钱了。”即使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也得为钱愁。何磊也觉得自己的NGO不该为筹钱所累，应该专注于环保理念的宣传，但是没有钱的话，谈什么宣传环保。

　　现实是，没有钱。

　　“你说像徐老师这样全力支持草根NGO的基金会国内有几个？南都基金又能有多少钱呢？能支持几个NGO？”何磊说，2008年，野草的经费60%来自基金会赞助，另外40%是通过策划项目赚来的。小小的野草也有10个专职人员，他们在成都386个社区中的140个建立了环保辅导站。

　　要成为野草团队的一员绝对不能有房贷，“有房贷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房奴的生活不自由，我们向往自由的生活”。事实上，在野草工作不可能还上房贷。2006年一年，野草所有人拿的是“承诺工资”，一个承诺的数字，但一分钱也不发。2007年，发下了50%的象征性工资。2008年，野草实现了全额发工资，“算成都市民工资的中下等水平”。何磊说，即使这样，加入野草的成员从来没有人半途退出过，他们都在靠过去工作的积蓄生活。何磊自己曾经是一名记者，2004年初创办野草，当年年底就从最后供职的媒体——一本叫《世界环境》的杂志辞职专职干NGO。

　　何磊希望在2009年能把来自基金会的资金比例再降一降，原因很简单，这个募资渠道不靠谱。为此，何磊的团队决定卖菜赚钱。他们联系了菜农，又组织了市民团购，把乡下的绿色蔬菜卖到城里去。

　　何磊对卖菜生意抱有很大希望，如果不能先解决生计，他的NGO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景。但何磊也说:“如果我在美国，绝不可能去卖菜赚钱，肯定专心宣传环保理念。”

　　何磊向往的“基金会专心散财，NGO专心花钱办事”的模式在是很多西方国家成型的公益事业产业链，包括香港地区也是这样。

　　在徐永光看来，这样一条产业链在我国还差很多环节。像中华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这样的“体制内公募基金会”募集了90%以上的捐款，却没有能力把善款分拨给NGO去使用。体制外的非公募基金会则少之又少。另外，中国NGO自身的能力也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官到民是一个方向。”徐永光说，我国有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都有官方背景。官办慈善的运作方式更接近政府部门，很多从业人员是从政府出来的，有的还是退休干部，缺乏专业人才。而非官办的基金会不向公众劝募，有比较固定的捐赠人，实行企业化治理，项目收益、成本控制和公开透明是其长处。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非公募基金会近年起步已经是我国公益事业的突破，其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松动，2004年3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200万元人民币成为非公募基金会的最低门槛。

　　回到徐永光“不差钱”的论断，他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比钱更重要，这些问题解决了，钱就不会成为麻烦。

　　其一是登记。我国民间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先要获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再到民政部门去登记。难就难在民间组织找不到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担保”。原因很简单:谁接收谁就得承担责任。

　　其二是缺人。慈善机构缺乏职业化的人力资源储备，需要培养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并用良好的薪水吸引优秀人才加入这个行业，这样才能提高慈善的效率。

　　其三是NGO自身治理。NGO的普遍问题是缺乏独立性，民间基金会大都是企业的“皮包基金会”，大都没有建立起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NGO的理事会和企业的董事会类似，“官办慈善机构中，理事会是摆设，政府是老大，执行层强势”。在官办和民间基金会都做过负责人的徐永光说。

　　“资源其实不是问题。”徐永光又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