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NGO——政府

　　华威廉是个可爱的美国老头，从名字就能看出来他有意大利血统——威廉姆斯·华伦天奴。他供职于德国公司拜耳，担任拜耳大中华区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不过，有的时候，华威廉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能说一口流利汉语，并且学会了中国式的世故却仍保留着中国人罕见的热情。

　　在四川省江油市京江一社区里，华威廉熟人遍地，有打不完招呼，好像所有的居民都认识他。迎面又遇上社区85岁的大爷放风筝，他紧走几步，握住大爷的手，两人互称老朋友。“他是个老花花公子。”华威廉把大爷介绍给身边同行的人。

　　京江一社区是个板房社区。

　　去年7月，华威廉第一次来到京江一社区可没这么受欢迎。当时，拜耳想在灾区进行志愿者服务，华威廉在团中央派驻江油的团市委副书记曾松亭的陪同下刚进社区就被人举报了。那个阶段，外国人在地震灾区还是敏感人群，不那么受欢迎。在曾松亭的担保和全程陪同下，华威廉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5天的调研。

　　后来，拜耳“落地”江油又一度出现困难，曾松亭为此跑了两次北京，又给团四川省委打了报告。最终，去年10月，拜耳的志愿者出现在江油京江一社区。

　　到现在，拜耳的志愿者仍然在京江一社区服务，一批接一批，总共来过90个志愿者，服务超过17000多小时。他们为社区受灾家庭提供帮助，探访孤寡老人；在当地学校开设生动、有趣的英语趣味课堂；建立社区图书馆，每天开放6小时；努力改善社区生活、文化环境。

　　隐藏在全球500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是国内一家知名NGO——茅于轼和汤敏创立的北京富平学校。

　　政府——NGO——企业，这形成了一个铁三角。拜耳出钱出员工志愿者，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并且加强了团队凝聚力；北京富平学校全权负责项目运作，并派出志愿者辅导员，甚至拜耳志愿者在四川的必要开销都是由富平学校负责；当地团组织积极倡导，政府权力支持。形成了三赢的局面。

　　“政府牵头——NGO协调——企业参与，这是一个崭新的志愿者服务模式。”已经回到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工作的曾松亭博士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与政府的沟通协调能力不佳被认为是草根NGO的一个短腿。“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志愿者根本进不了社区。”北京富平学校的项目官员王忠平博士说。

　　“实践证明，NGO组织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团委应该对NGO的工作加以认可，并鼓励NGO组织开展更多的有效工作。作为认可和鼓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放下架子，主动去争取与NGO组织的合作，更好地发挥NGO组织的作用。”曾松亭表达了对NGO的高度认可。

　　对于政府与NGO的关系，曾松亭仍然出言审慎:“政府对NGO不要提管理，只能引导、鼓励、支持、服务，其实这不是一种管理形式吗？”清华大学NGO研究副所长贾西津认为，NGO和政府之间最恰当的关系就是伙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构建这这种关系需要一个转型。

　　拜耳——富平的江油案例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刊登了文章表扬此项目。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部长徐晓在3月5日当天到江油参观了这个项目。

　　企业把社会公益项目交给NGO操刀为不少NGO提供生存空间，NGO可以借此获得生存的资金。另一方面，企业对于社会责任项目的执行和监督捉襟见肘，交给专业NGO打理可以更放心。这种“公益外包”方式或成NGO在注册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曲线破围的方式之一。

　　观察人士认为，在NGO与政府的合作上，江油项目有可能不会是孤例，情况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