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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过动摇，但反复考虑，还是留在了北川

　　本刊记者/周华蕾 王刚(发自安昌)

　　在北川，人们更真切地直面这些障碍：失去亲人，流离失所，一无所有⋯⋯

　　而于北川的干部们，或许还需要加上一项挑战：建设新北川。灾后马不停蹄地工作，像把一条橡皮筋绷到了最极限。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成为压垮北川干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年，农办主任董玉飞和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新的不幸，发生在北川1500多名幸存干部中间。

　　1任明(化名)开始酗酒。

　　被“5·12”地震夺去母亲、妻子和1岁多的女儿以后，他早上喝，中午喝，晚上还喝，“喝到连县委书记在旁边都不知道”。

　　任明是北川县一名副科级干部，大学毕业便考取了公务员，仕途一帆风顺。他曾经积极向上，是县里重点培养的干部。

　　地震后，他变了一个人，以前看来很重要的事，比如升官，比如存款，现在都无所谓了。他常常显得很毛躁，拿着手机不停地摁来摁去，喜欢抖腿，也不介意在记者面前，把双脚翘在凳子上。

　　在北川干部群体里，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有281人，丧偶的390人，父母遇难的有319人。而其中的交集，像任明这样的有16人。中共北川县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抽样结果显示：“11.7%的干部表现出明显的抑郁倾向⋯⋯甚至会产生有关死亡的思想和自杀的观念。”

　　干部们聚餐时，总是约定，“今天不说地震。”“但不知道为什么，边吃边喝，总又聊到这个话题上。最终都以一两个人大哭收场，如此反复。”北川县交通局局长蹇斌苦笑说。

　　喝酒曾是羌族干部们迎来送往的礼数。现在，喝酒更多成了排遣压抑，或者发泄。因为职责在身，相当多的干部在灾后第一时间，只顾上安置群众。这成为许多失去家人的北川干部的心结。

　　蹇斌曾在距离北川县91公里的青片乡担任党委书记，妻子和女儿在北川县城。地震发生时，他在山里，负责主持乡里的工作，走不开，也得不到关于亲人的消息。5月20日，他坐直升机离开青片乡，在朋友家见到从曲山小学逃出来的女儿，但他再也没找到妻子。

　　“我现在都很难原谅自己。见到女儿那会儿，心都碎了，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不顾了，只想和她在一块儿。”

　　2008年七八月，蹇斌在南京开公司的姐姐，想让他过去帮忙，每个月1万多元的工资。南京最好的小学也表示，可以免费让他的女儿就读。

　　他有过动摇，但他反复考虑，还是留在了北川。“那时山东的援建队伍都过来了，我是北川人，把事情留给人家做，道义上过不去。”他也需要替妻子照顾岳父岳母，“他们老了，走不动。”

　　任明是绵阳市涪城区人，考虑到他的家庭受灾严重，市领导曾要他调离北川，回市里工作。他婉拒了。

　　他想，“在哪里栽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2 震后近5个月，北川的政府系统像一座分分秒秒在走的时钟，没有昼夜，也没有双休日。许多人忙得停不下来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2008年10月3日，在“9·24”泥石流又一次洗劫北川后，39岁的农办主任董玉飞自缢身亡。

　　在有着类似经历的北川干部心里，董玉飞的死无疑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大家揣测着他的死因：一是过大的工作压力，二是失子之痛。

　　中共北川县委的领导班子高度紧张，迅速出台关爱干部的措施，其中包括保障干部正常休假，定期组织干部培训疗养。

　　很快，北川县委组织了百余名干部赴北京、井冈山和珠海等地疗养，并有心理咨询专家陪同。据北川县委组织部介绍，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受灾干部，都是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任明、蹇斌和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均在此列。

　　除了短暂的休息，干部们说不上来这样的疗养有多大效用。他们私底下有一句玩笑话，“那些心理咨询专家还需要我们开导。”

　　董玉飞死后，任明的心理状况急转直下。跟朋友寒暄时，他们频频谈起这个话题，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闷在家抽烟、喝酒。同样的问题又回来了，反复纠缠任明：“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说没了就没了？”

　　因为工作需要，蹇斌不得不反复经过老县城。最开始他想，可能去多了就麻木了。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去一次痛哭一次，不管身边的是省里的领导，还是山东的援建干部们。“经过一次，就想起自己的那个人，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就在我们的车轱辘下边。”

　　蹇斌说，不是北川人，你想象不出那种痛。

　　32009年元旦节前后，任明被单位送到了绵阳市三医院。5个护士24小时看护着他。

　　这是绵阳市最好的精神病医院。赵红医生回忆道：“组织上紧张得不得了，绝对不能再出事了。”

　　任明患上重度抑郁症，严重失眠，面孔呆滞。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很多次想到自杀。因为找不到亲戚照顾自己，任明打电话给朋友王雪梅(化名)。王雪梅也是一名北川干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再也没有找到。

　　地震后，王雪梅做过两个奇怪的梦。

　　一个梦是女儿。6岁多的女儿突然在学校失踪，她到处找。最后，她在床底下找到女儿。她使劲推女儿，拼命叫女儿的名字，女儿终于慢慢睁开眼睛，看她一眼，说：“妈妈没事，我只是睡着了。”然后又慢慢把眼睛闭上了。

　　然后她梦到丈夫。丈夫得了绝症，躺在床上对她说：“早点嫁人，早点开心生活。”

　　王雪梅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她觉得，这是丈夫和女儿给她托梦了。

　　半个月后，任明出院，他和王雪梅确定了恋爱关系。

　　震后不到一年，大多数丧偶的北川干部都找到另一半。各单位的领导也把“耍朋友”当业余的工作来抓。外界质疑着，这样的“恋爱潮”“结婚潮”是否操之过急。

　　失去妻子的蹇斌已经找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我们需要相互依偎的感觉，早点走出来”，他说。

　　4工作的弦在2008年10月骤然放松后，又慢慢绷紧。

　　对一些重要部门而言，“每天的工作忙得跟兔儿一样，撵都撵不上”。北川干部们很难回归到四川人闲散安逸的特质。

　　蹇斌常说，“我们是在中央的望远镜和全国的显微镜下工作。”交通部门是北川最忙碌的部门之一。因为考虑到蹇斌状态恢复得比较好，县委将他从青片乡调到北川县交通局担任局长。同事跟他开玩笑说，这是从轻灾区到了极重灾区。

　　北川的交通问题是块推不动的大石头。哪一项重建，都离不开交通。地震和泥石流使得北川境内的道路大面积瘫痪。北川的次生灾害多，山洪频发，道路建设比较被动。

　　蹇斌以前搞农业技术，岗前培训时还曾是董玉飞的室友，那时他巴不得下雨，“喜欢晚上听下雨淅淅沥沥的声音，非常有诗意”，但现在，一下雨他就想起第二天可能烂糟糟的路面，愁得不得了。“有时我都不想上去看了，想逃避。但不去看不行啊，弟兄们干得很辛苦，我得去给他们打打气。”

　　迎来送往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来一次领导，就得作一次报告；承包项目出去，蹇斌觉得自己像被开发商跟踪了一样，各方各面的说客也来了；“最痛苦的是，一到周末，可以不用想工作，就有人开着车想进老县城，协调通行证之类，我们都跑不掉。”

　　蹇斌曾经和任明聊过。任明的抑郁症几乎全北川的干部都知道，但大家都替任明瞒着。蹇斌骂任明不开窍，但压抑时他自己也会想，“很多时候，感觉人活着，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有时他又想，“咱们在帐篷里的时间都熬过来了，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实在累到崩溃边缘的时候，蹇斌惯常的减压模式是：工作，下班大醉一场，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工作。

　　责任感成为支撑北川干部们连轴转下去的主动力。

　　5出院后的任明，一直打不起精神工作。

　　单位很关照他，不给他安排什么事情。他承认自己无所事事，变得玩世不恭。“其实很多干部跟我一样，有事就工作，没事就上网打牌，下班了喝酒，跳舞，该耍就耍。”他不避讳向记者提起日常生活。

　　王雪梅自认是一个好强的女人。因为家境贫困，她念书时一直打工挣钱，结婚后，上班的同时做点小投资，为的是不让丈夫养着。即便家庭破碎后，她也持着乐观的心态，有时在集体食堂为同事烧菜，之后一直照顾任明，大家都觉得，她身心健康。

　　任明的萎靡不振让王雪梅感到很挫败，“好像本来抓住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4月1日这天晚上，她和朋友们聚餐。席间又说起了地震，聊了很久。王雪梅开始怀念天国的丈夫和女儿。回家后，她拿出了医生开给任明的抗抑郁药。她记得，医生神情凝重地叮嘱过，这药吃多了要死人的。她倒了一大捧药片，全部吞下去。

　　清醒过来是四天以后，清明节。这一天，北川老县城开放祭祀，干部相当忙碌，蹇斌忙到没有时间给亲人烧上一点纸。冯翔被安排驻守县城，他选择了儿子遇难的曲山小学，许多人看到他在废墟上哭得双眼通红。

　　医院里的王雪梅睁开眼睛，周围白花花一片。任明坐在她身边，一脸的憔悴。她想张嘴说话，却发不出声来，因为嘴里插着一根大管子。

　　接下来几天，知道这件事情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了。王雪梅躺在病床上，哭得一塌糊涂。她说，再也不做傻事了。

　　然而在北川，十几天后，又一起让人始料未及的干部自杀事件发生：2009年4月20日凌晨2点，冯翔用一根红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6冯翔自杀的消息在当天便炸开了。

　　冯翔是蹇斌的一个亲戚。听到消息的这一天，蹇斌突然觉得，心底那个已经远去的影子又隐隐约约回来了。

　　一连好几天，蹇斌心头都堵得慌，他感觉自己很累，想喘气。“一直觉得没啥事”的他终于病倒了，感冒，头疼得要命，浑身乏力。蹇斌的女朋友因此非常紧张，每天特别警觉地看着他。

　　4月26日，蹇斌婉拒了一位局长朋友的婚宴邀请。在往常，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他实在没有力气了。这天，蹇斌破天荒地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嘴唇发白，苦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不知道我哪根筋抽到了。”

　　冯翔死后，灰色的情绪在北川蔓延。

　　“前几天事情出来了，挺多人，包括我们的领导，尽管觉得铁血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某些场合，也忍不住掉泪。”北川县委组织部负责“关爱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冯斌说。冯斌的“小家”(指直系亲属)完好无损，他算得上北川最乐观的干部之一。

　　究竟是什么使冯翔走向死亡？许多人试图解开这道谜。

　　“他所面临的思想压力，还没得我们的一半⋯⋯”冯翔的同学、永兴板房的管委会主任贾德春说。去年5月12日，贾德春的妻子、女儿和父亲没能从地震里逃出来。私下见面时，他曾经和冯翔“攀比”过不幸，“冯翔至少还有老婆”。

　　得知冯翔自杀的那天中午，贾德春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确认消息后，他沉默了十几秒，皱着眉毛用水杯拍着桌子，他注视着桌面，小声地重复：“按理说应该不会哦⋯⋯”

　　不一会儿，他起身接水，突然大声地骂了一句。

　　7冯斌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防不胜防。冯斌和董玉飞、冯翔相熟，他们的自杀都让冯斌意想不到。他打了一个比方，“安全工作做得再好，矿难照样有”。他们只能“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4月24日，正筹备28对婚礼、为北川“冲喜”的县委组织部，发布了进一步“关爱干部”的文件。文件提出，将对各单位受灾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并“列出不稳情绪和异常言行干部名单”，重点关注。

　　北川县委也积极和许多机构合作，增强干部的心理干预。比如，绵阳市三医院曾在北川县临时政府旁开设心理咨询活动，整整一天，鲜有人问津。

　　“中国人避讳啊。你穿着白大褂，拉个横幅，说我是三医院的，如果有人去找精神病医生，问心理状况如何如何，同事会怎么看？”贾德春说。

　　在贾德春管理的永兴板房里，住着汶川大地震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批北川人。大年三十的下午，一位母姓青年在这里自杀未遂，管委会不得不派人通宵巡查，以防更多的不测。

　　作为永兴板房的管委会主任，贾德春曾当着心理咨询专家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我希望三医院关门。我们的心理疾病是社会产生的，应该社会去解决，在医院里是解决不了。”

　　地震前多年一直是小学教师的贾德春向驻扎在永兴板房的心理咨询机构建议，对北川人的心理援助，应该“春风化雨，不留痕迹”。

　　而当心理学专家为贾德春的个人状况表示担忧时，贾德春硬邦邦地回答：“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就是铜豌豆一颗，可能我对心理干预免疫。”

　　8贾德春自认实际上并不乐观，身体很多时候也非常糟糕，但作为领导者的他必须稳住。地震过后，他度过了“特别难受特别绝望”的一个星期。2008年5月20日，他当了一名志愿者，从此马不停蹄地工作。

　　2009年2月19日，他来到永兴板房，担任管委会主任。那天晚上他写了一份情况汇报，要求气象局为板房安装避雷针。他等了两个月，迟迟没有回音，眼看多雷的夏天就要来了。

　　贾德春终于给逼急了，在4月20日下午来到安昌镇的临时气象局，正好是冯翔自缢那天，贾德春说了一串狠话后，这件拖沓了两个月的事情很快落实。

　　“干部有个最大的问题，必须注意形象，自己有啥子困难必须自己克服，工作上必须要做起走，这是对我们干部一个起码的政治要求，历来如此。”北川组织部副部长潘向东说，“干部心理有一定的隐蔽性，变化又大，天天坐一个办公室也觉察不到，心理学家也没办法。”

　　冯翔的事情一发生，蹇斌的外地朋友们就想起什么似的，“都冒出来了”，有事没事都给他打打电话，发发短信。

　　病中的蹇斌微笑着说：“时间一天天过，其实大家都感觉在变好。”地震一周年就要来了，又是交通系统最繁忙的时候。

　　外界对北川干部自杀的想象甚至超过了北川人。4月27日，因为一位网站编辑的失误，“北川铁人书记赵海清自杀”的消息开始扩散。那个时候，赵海清正在成都开会，接到了数不清的求证电话和短信，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你自杀了？”

　　“北川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被疯传“自杀”的赵海清无可奈何地说。

　　任明依然是走一步算一步。他的女朋友王雪梅，“做过一次傻事”后，开始认真思考活着的意义。

　　王雪梅在她名为“一叶飘零”的个人空间里，写过一句话：如果我可以活到明天，我会活得精彩；如果我活不到明天，也是一种幸福，团聚的幸福。

　　“现在还是希望活到那一天，很想看北川新县城究竟是什么样子。”

　　王雪梅笑着的，忽尔又哭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