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

　　午后的太阳也照在不远处的知青科活动大厅。乍一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会为一件事情惊讶，那就是笑容。

　　笑容在这里一点都不陌生，事实上，它就像透过白色窗户和银灰色窗棂照进来的阳光一样常见。李大水喜欢诗歌，偶尔也朗诵普希金，是他自己改编过的版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露出一种婴儿般惊喜的笑，“我们对生活应该是什么态度，对工作，对人生，应该是什么态度？”

　　李大水是北京人，1968年来到北大荒时刚刚读完初二。但他的知青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在一次事故中，他摔伤了脑袋，再也没有痊愈。生活欺骗了他，他说他后悔来到北大荒，但又笑着反问：“后悔有什么用？”

　　陈平原则在唱歌的时候才会笑，他口齿已经不清，人们要通过音调才能判断他唱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他只会唱这一句，然后停下来，默然地走回座位。他是个老北京，口音还带着浓重的北京腔，但他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在这个被歌声和笑声包围的地方，汇集了与北大荒有关的各种只言片语。有人在歌里唱到“毛主席”，一脸严肃；有人在方格本上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字迹潦草但笔画很用力。“响应毛主席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的，但说起自己来，他们变得结结巴巴，神情疑惑，或是漠然。

　　关于他们身世的最详细记录，也许就是医院里病例中短短的两三行话。在那里面，一个人的一生被简要地浓缩。其中一份病例是这么写的：“8岁上学，初中文化，1963年下乡，性格外向，朋友多。”

　　这已经是包含最多细节的病例了。知青科主任吴斌亲自将大多数知青病人接到医院里，并整理他们的病例。他尽力寻找这些病人的过往经历，但很难如愿。

　　有的病人是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也有的则是从家里接来。吴斌见到很多患病的知青，被关在家里，或者锁在窗棂上，其中一个因为被铁链拴了太久，手臂落下了残疾。

　　吴斌是知青的孩子。他的父亲从哈尔滨来到北大荒，从此再没有离开。在农场长大的吴斌，从小就窝在知青的宿舍里，看他们打球、说笑、唱歌。从小学到中学，吴斌的老师许多都是知青，他形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让他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在心里有了梦想”。

　　吴斌的父亲去世第二年，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成立，吴斌又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当年为他带来梦想的人。

　　当年，这些人潮水般涌入北大荒时，意气风发，心怀憧憬。如今，他们连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大记得了。就连当年被认为最清高的郜阿利，如今也只关心自己的馒头是否够吃。如果说他也有梦想，那么他想“尽早回到南横林子”，他在那里住习惯了，他想回去劳动。

　　劳动

　　劳动是郜阿利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尽管他又瘦又矮，眼睛还近视，但他有一整片白杨树林来见证自己的北大荒岁月。

　　这片树林如今安静地站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西北方，旁边偶尔有车来来往往，一闪就过去了。因为太大，用目测很难形容它的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开始，北京知青郜阿利凭借很少的帮助栽下了它。

　　郜阿利只是把剪下的杨树枝一条条插在土里，30年后就成就了一片树林。他讲起这片林子，就像一个老军人讲起一场辉煌的战斗，头略略抬起，说话的声音也大很多。当年，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片林子，有人胆敢偷砍一棵，他一定要追到人家门前，发表一篇长篇大论的谴责，然后撕下纸来写成罚单。

　　五队的老队长王吉祥是将这份差事分派给郜阿利的人。这名最早开发北大荒的山东老兵说，那个让郜阿利感到骄傲的职业，最初只是为了照顾这个瘦弱的大学生。

　　郜阿利记得自己割过豆子，锄过地，“比较能奋斗”。王吉祥的记忆与此不同，在他看来，郜阿利并没有过多地遭受北大荒最艰苦的劳动。这些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发生的劳动，深深印在许多知青的心里。不过，郜阿利大多数时间在其他地方，因为他知识水平高，他曾经被调往总场教物理，后来被调回队里，从事的也是比较轻松的林业员工作。

　　在短短的几年中，没有人知道郜阿利究竟栽了多少树，按他自己的计算，也许有10万苗。路过那片树林的人们已经很少想起当年那个有点固执的林业员，有人连这片林子的具体位置也指不出来。

　　这就是这个知青花了大半生在北大荒留下的几乎所有的印记，不久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然后辗转许多地方，经历疯狂、遗弃和拘束，最后来到知青科。

　　不出意外的话，他恐怕很难再为这片土地留下更多东西。他会在那明亮的、气味略有些刺鼻的病房里，与病友们一起慢慢老去。

　　安养中心

　　郜阿利想离开这里。他的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衣服整齐，身体也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他不喜欢这里的封闭，也不喜欢别人替他做好本应他自己做好的事情。

　　起码在物质上，他很少比现在过得更好。他的老邻居们都记得他在五队的房子，当时，他患了病，妻子和孩子已经搬离。他独自将房门锁住，冬天不生火，也不盖被子，喝着菜窖里渗出来的生水，拒绝任何人前往探视。

　　如今，郜阿利住过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家，那段生活也逐渐变成人们越来越少提及的悲惨往事。对很多知青来说，北大荒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返城、工作，有的变成富商、教授，有的仍旧普通。

　　但对于知青科里的50多个知青来说，那段艰难的岁月一直没有离去。友谊农场的姜盈国是拖拉机手，那原本是一个风光的职业，有一次，他开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是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那个假想的受害者跟了他一生，尽管知青年代在那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环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李文魁是哈尔滨人，1971年精神突然失常，据说是因为爱情。康金环是当地女人，有丈夫，有孩子，却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李文魁。李文魁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康金环则尽心地在现实世界中照顾他。等到媒体发现并报道这件事时，李文魁已经不声不响地被她照顾了30年。

　　据说，这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拨出3000万元，为知青精神病人设立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直接原因。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这样的病人在北大荒有100多人。

　　安养中心设立在佳木斯市。这里是当年知青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站。当年，这里从年轻人到年长者，都被要求背诵16个字的“北大荒精神”，如今，这16个字很多人已经记不准确了。

　　几年前，在市区的松花江边上，一个巨大的广场被耗巨资修建起来，上面刻着回城后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离广场不远的安养中心里没有“知青代表”，他们的名字在北大荒的历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知青科的年轻护士郝姗姗，母亲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听说来的。如今，她开始照顾这些与母亲分享了同一场历史的老人。

　　农垦第二医院的院长黄春光也在农场长大。他和最晚来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龄。担任医生后，他为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犯过错误”，替他的病人们开了一些并不属实的诊断书，因为他实在不忍伤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的命运又一次和知青发生了关系。“命运真是奇妙。”黄春光感叹说。

　　更让他感叹的是，他的这些病人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来到这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坐在淡紫色的窗帘底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