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

　　回到北京以后，刘进元曾几次重访北大荒，并看望郜阿利。对于这个他当年并不是特别欣赏的老朋友，刘进元觉得自己有一种一起度过青春岁月后留下来的感情。由于不爱说话，郜阿利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在他的邻居和旧日朋友心里，他“普普通通，既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就是孤僻和固执，只有一个已经过世的老朋友的妻子记得，他碰到上海人，话会多一些，偶尔也说几句上海话。

　　因为不擅于表达，郜阿利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教师。据说，这个大学里物理和数学都很精通的高材生，对着一屋子高中生，居然连最基本的命题都表达不好。

　　即使是在盛行一时的“批斗”风潮中，郜阿利也是个沉默的人。他不合群，从不参加当时流行的时事辩论，从不在批斗中举手发言。当年的指导员赵相银记得，当那些积极的知青们面对走资派义正辞严、到处串联闹革命的时候，郜阿利所做过的最“积极”的事情，就是和一个比他大的女生一起对着报纸，学习马列主义。

　　如今，赵相银已经80岁。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一家挂着毛泽东画像的饭店里，他微笑着谈论起当年：“睡一觉醒来，组织说没就没了。”

　　作为组织的代表，赵相银也很快被打倒在地。这个参与开发了北大荒的老战士戴着高帽子接受批斗。那些平时熟悉的知青，如今一个个站在他的反面。他记得，这个时候无人能够缺席，即使是最不合群的郜阿利，也参与了一个名叫“红联”的派别。

　　当时，郜阿利的队友，一个天津人，因为说了几句对江青不恭敬的话，被关起来，打得半死。不过，当年的队长和指导员们都表示，他们所在的五队，是比较温和的队伍，“没有打死过人”。

　　赵相银并不了解郜阿利的个人生活。但作为领导，他记下了郜阿利鲜为人知的一面。运动刚开始，郜阿利每天都要单独找到他谈自己的看法。平素默不作声的郜阿利，此时往往滔滔不绝，他看不惯运动中的很多事情，看不惯打人、批斗，他觉得这很不正常。

　　另一个关于郜阿利爱打抱不平的故事，则在张恩亭那里得到了印证。一个叫李英云的女知青，和郜阿利都是北京人，当时分在五分场做播音员。据说，这个漂亮的女孩不知为何被批斗。这让郜阿利感到不平。

　　一天晚上，郜阿利写了平生唯一一张大字报，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然后贴到了五队的红色大礼堂里，为李英云鸣不平。

　　张恩亭记得，那时候，大字报用绳子挂起来，占据了礼堂的大部分空间。现在，大礼堂早就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里面覆满了枯草和积雪，郜阿利的那份大字报，也早就不知所踪，甚至很少有人曾经注意过。

　　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内向的大学生患病之前的故事，人们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实在有限。

　　爱情

　　郜阿利对一些不愿谈起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尤其是他的爱情。事实上，在知青科里，多数人都不再谈论自己的爱情。

　　北京知青张慧颖记得自己的许多老朋友。一个叫郭宝成的男孩会跳舞，一个叫王勇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不但能编黑板报，还经常上主席台发表演讲。而另一个一起从北京来的女孩谢军，则喜欢写大字报。

　　只有对爱情，她只字不提，只是发出一阵小孩子一样的笑声。在医生的病例上，她因为恋爱挫折而受到刺激，但这段故事不知道是被忘记了，还是被隐瞒了。

　　张慧颖在精神分裂后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为他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女儿，但也折磨了他30年。如今，她的丈夫还能记起妻子当年的故事。那是一个老套的模式，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但后来，男孩爱上了张慧颖的好朋友、一个北京女知青，两个人后来调到了别的分队，张慧颖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此后的故事与爱情无关了。张慧颖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她扎着辫子，高高胖胖的，皮肤很白。这是一个与爱情无关的结合，男人因为家境不是很好，而妻子又“比自己高”而娶了她。

　　这样的故事，在精神科里到处都能听到。一个姓陈的北京知青也是因为恋爱失败而精神分裂的。他的那段爱情故事已经彻底湮灭了，人们所能记起来的是，农场里为他介绍了对象，是希望他结婚以后“是不是能好一点”。而那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女人，则可以借此调进农场，并安排工作。

　　张慧颖的老指导员如今已经退休。他见证了张的恋爱故事，也见证了那场恋爱的失败对她的刺激，最后又见证了她的婚姻。他记得，当时知青们经常会发生感情，而他尽管并不赞成，却也总是“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们趁夜深的时候一起外出散步。

　　一些爱情失败了。这样的故事，在北大荒流传得很多。也有的成功了，其中的一对儿，前几年结伴回到北大荒，去看望了张慧颖。当时，她住在家里，狼狈不堪，几乎什么也不记得。

　　郜阿利则很难定义自己的爱情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他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却没有找到幸福。

　　他的朋友们都记得他患病以后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每当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总是对家人又打又骂，妻子只好带着孩子投奔到朋友家里。他有3个儿女，都与妻子一起回到北京。但如今，没有一个人会再跟他联系，只有妻子会偶尔给吴斌打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

　　但郜阿利坚信自己的儿子就在北大荒，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永不往来。

　　离开

　　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家的概念清晰又模糊。每个人都能一口说出自己来自哪个城市。之后，他们会陷入苦恼，因为他们对那个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印象。

　　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回去了，忘记了自己住在哪个街道，哪条胡同。李大水把北京郊区和城区弄混了，王修强也记不住上海街道的名字。他最后一次回家已经是20年前的事。

　　1978年前后，知青们开始大批返回城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走得了。一个叫肖景秀的哈尔滨女人，在边境某个农场结了婚，眼看着和她一起来的20多个知青全部回了城，受了刺激，疯了。另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当时刚生完孩子，等他们知道可以回城时，上海已经因为人员太多，停止接受返城人员。张慧颖则因为家里不肯接收，没有回到北京。至今，她一直觉得自己所有的朋友都没有离开，而是留在了北大荒。

　　突如其来的撤退一下子让北大荒变成了寂静的地方。张恩亭记得，当时所有关系要好的朋友全都撤走了，篮球场不再有人打球，老师们不再有心思教书，生产也一下子停了下来──他觉得心里被闪了一下。

　　其实，零星的撤退很早就开始了。郜阿利曾经向老队长王吉祥抱怨社会不公。他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之一，是那些高干子弟总能很早就调走。王吉祥回忆，他总是突然之间接到调令。

　　关于不公正的这些传言，在北大荒许多农场至今仍能听说。但在知青科里很难听到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难以引起这些老人的共鸣。他们摇摇头，好像在听着别人的故事。

　　他们也许再也走不掉了，那些与家有关的记忆也慢慢淡去。甚至，其中的大部分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坐在沙发或椅子里，这里有欢声笑语，有歌声，有阳光，却缺少探望和怀念。过去的岁月好像完全消失了，一名护士悄悄地说：“忘记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事情。”(记者 张伟 摄影：兰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