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实施中的问题

　　主持人：听专家解读，两“规定”在内容上非常好，亮点很多，我们对它们的实施充满期待。

　　龙宗智：办理案件死刑证据规定符合国际法有关规则。联合国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四条明确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这一规定，是对死刑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特殊的、也是更具有操作性的要求。“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比“排除合理怀疑”更为强调事实判断结论的唯一性与排他性，是最高的证明要求，充分体现了“慎用死刑”的精神。两“规定”对死刑证明标准做出比其他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严格、更便于实践把握的解释，与联合国的规则是一致的。

　　樊崇义：两“规定”倡导程序正义，凸现程序价值，坚持程序制裁，为实现公平正义指出了最终途径和方法。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不仅规定对各种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去伪存真的程序，还规定严重违法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例如，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九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卞建林：两“规定”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对保证刑事案件办案质量，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准确惩罚犯罪，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两个“规定”亮点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强化证据意识，坚持证据裁判。二、强调审判功能，重视法庭查证。只有法官依照正当的审判程序，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刑事诉讼规律使然。三、注重程序公正，排除非法证据。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早已成为我国法律界的共识。程序公正就是注重执法和司法行为的合法性，其实质内容的核心是规范和制约公权力，尊重和维护人权。在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中，必须给予刑讯逼供特别的关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一步明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四、健全证据规则，增强可操作性。长期以来，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相当粗疏，关于证据如何出示、质证、审查判断的规则更是几乎空白。规定填补了空白，增强了可操作性，有利于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证据的审查与运用上统一认识，减少异议，共同遵守。

　　陈瑞华：透过这两个法律文件，人们会感受到国家在遏制刑讯逼供、避免违法取证、维护程序法的实施以及减少冤假错案等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更大的信心。两个规定的出台会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大大改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国际形象。

　　由于这两个法律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方式，特别是对侦查、公诉机关的追诉犯罪活动会带来程度不同的限制和规范作用，因此，这是考验中央有关部门能否令行禁止的关键之所在。同时，这两部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特别是那些排除性的证据规则，与我国公检法三机关现行的绩效考核制度，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冲突。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关部门还要给予认真的对待，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