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成了货运公司

　　1954年，彭光涵的妻子吴昭调入中侨委，担任侨汇科科长。

　　吴昭深入侨区调研时发现，尽管有保护侨汇政策，有的地方仍然变着法子向侨眷开刀，晋江一位侨眷要做功德(一种祈福仪式)，乡长的条件是要他买1000万元(旧币)公债。

　　侨汇下落的趋势并未明显改善，物资供应不足是主要原因。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下，侨眷分到的物资配额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饭，侨眷对此反应强烈。

　　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从1955年开始的从境外带回油、粮、食品、布疋的热潮，到1956年又创新高。据福建统计，每季从境外寄回来的布疋达6000包。

　　这种“以物代汇”的现象日益严重，邮局成了货运公司，外贸出口的粮、油、食品、布疋等生活用品，在港澳转个圈又寄了回来。

　　而侨眷迁去香港的人数与日俱增，以致美、菲的侨汇约1/2滞留在香港。

　　“以前对待侨眷，像杀鸡取蛋，现在金鸡出走了，釜底抽薪了！”彭光涵和吴昭很着急。

　　“侨汇券”灵感来自苏联老大哥

　　1956年下半年，在侨委的一次业务会议上，廖承志非常严肃地说：“现在侨汇下降得很厉害，以前一年有五六个亿，今年上半年才一个亿，真是要命啊！国家外汇真的不够用了，我们要帮助朝鲜、越南、缅甸、柬埔寨，都要钱，要外汇。”

　　“国家外汇一半来自侨汇等非贸易外汇收入，今年的增汇指标应为100%，我们侨委的责任重啊，全机关的同志都要想办法，特别是侨汇科的同志。”廖承志把目光投向了吴昭。

　　吴昭提出了发放侨汇券和建立华侨商店的设想。廖承志对“华侨商店”这个新名词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听到，以前没听你们说过。”

　　“1955年三四月间，我突然想起有本书里曾讲到苏联在战时争取外汇的事情。”彭光涵回忆说。吴昭查到：1932年，苏联成立国际商店作为国家收入外汇的一种手段。

　　夫妻俩很高兴，认为可以借鉴苏联老大哥的办法，开外汇商店，让有外汇的归侨侨眷在商店里买东西，解决“以物代汇”的问题。

　　“华侨商店”的构想获得了中国银行侨汇处处长叶启明的支持。吴、叶两人联名向中侨委党组提出报告，建议建立争取外汇的新办法。他们给出的方案是：根据统购统销的政策，增加一种新的供应制度，即凭侨汇收入按一定比例发侨汇券，侨眷或者其他收到非贸易性外币汇款的个人或家庭，可以凭银行发的侨汇券向指定的供应单位购买一定数量的统销物资。

　　二人兴冲冲地给上级打了报告，却被泼了冷水。理由很简单：这是反对统购统销政策！

　　大帽子下来，新办法搁置。

　　此时，廖承志问起这事，吴昭觉得有希望了。

　　很快，由吴昭起草的发行“侨汇券”以争取外汇的方案得到周总理的批示。

　　1957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团结华侨和争取侨汇，国家对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和归侨的生活资料应给予照顾，并指示广东福建两省，对于某些统销物资，在一般定量之外，根据侨汇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发给规定限度以外的特别证票，侨眷和归侨可以持侨汇券向指定的供应单位购买，其供应价格应高于统销价格。

　　1958年，福建、广东率先发行侨汇券，广西、上海、湖南等13个省市区也相继而动。同时，在侨区和大中城市开设华侨商店，或在一般国营商店中设立侨汇物资供应专柜。据统计，当年的侨汇，比上一年增加了40%多。中国银行“无米下炊”的艰难日子少了；外贸部把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专供侨汇商店，节省了大量运费和工作量，而从银行取到的外汇总额，比直接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外贸总额增加20%；地方商业单位开设了华侨商店，可以取得特供商店的差价为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