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联合国”

　　从1958年起，侨委大院里海棠依旧飘香，却再也听不见吴昭的歌声。

　　那年6月，吴昭提出的“侨汇券”政策被中侨委党委定性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被开除出党，降级降薪，下放劳动。

　　7月，彭光涵也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降薪，下放劳动。

　　8月，海棠树开始挂果，夫妻二人踏上南下的列车，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开始，“海外关系”如同洪水猛兽。因为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定为“里通外国分子”、“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归侨、侨眷有3万多人。

　　侨汇也成了被批斗的口实。作家陆文夫的小说《人之窝》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张大字报指出，国家干部马海西，竟然“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得体无完肤”，和他在台湾的大舅挂上了钩，当上了特务，月月接受从台湾经香港汇来的津贴。

　　大字报还列出了来自海外的财物清单，足足三大张纸。这本来是一张枯燥无味的清单，可阅读大字报的人却对此最感兴趣，读出了声音，啧啧称奇，国外竟然寄来了那么多好吃的：凤尾鱼，午餐肉，闷牛舌，克宁奶粉，速溶咖啡⋯⋯特别是那些侨汇券，更使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

　　而侨汇券可购买计划以外的油米以及各种高档的商品，可以按平价买到茅台酒和中华牌的香烟，更使人眼红。

　　写大字报的人心里也明白，此种生活上的差距最易挑起仇恨。

　　有的地方任意揪斗侨眷、归侨；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甚至有人公开说：“有的地方归侨多，是‘特务联合国’。”

　　华侨商店和海关、银行共同办公

　　1973年3月，彭光涵拿着廖承志的“荐书”到广东，重建侨务机关。即便是中央侨务机关尚未恢复，走在花树蓊郁、空气温湿的广州，他还是觉得“天快亮了”。

　　彭光涵在侨乡开展了香港买单(预付款)、内地提货业务。华侨或国外务工人员回国探亲，可以在香港中国旅行社付款，过关以后到中国旅行社设在广东各县市的分社提货。所购电视机、自行车、照相机等商品一律免税。

　　当时国产的手摇式计算机是相当高级的计算工具，只有科研机构等少数单位可以见到。有华侨从香港带回一批轻巧方便的计算器，彭光涵动员他送给了各县公社。“公社干部把计算器当宝贝，用来算工分，噼里啪啦按几下就行，省了不少拨算盘的时间。”

　　回国探亲的华侨还可以免税带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音机。夜幕降临的时候，侨眷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老百姓齐聚观看。

　　侨乡的沉闷空气，终于被撕开了缝隙。

　　1977年国庆期间，小平同志在接见华侨、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讲到：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海外关系”终得正名。1978年1月，彭光涵和吴昭重返王大人胡同1号，只是此时的吴昭已因突发脑溢血而全身瘫痪，完全失语。

　　中侨办新起的“庙”急招“菩萨”。方禊被相中，从国内贸易部调入中侨办，任侨汇处处长。

　　此前，中央明确指出，侨汇是归侨、侨眷的合法收入，国家应予保护和鼓励。并要求各地适当解决侨汇收入地区的物资供应。

　　1978年3月，国家恢复了侨汇留成(指按比例留给地方使用的外汇额度)和侨汇供应物资(指凭侨汇票证供应的物资)，以吸引侨汇。

　　对于赡家侨汇，由省、地(市州)、县商业、粮食部门参与分成，在中央确定30%的留成比例中，三级各留三分之一；建筑侨汇则由三级计委、建委、城建部门参与分成，在中央确定的40%留成比例中，三级各留三分之一。

　　方禊说，提高侨汇留成，就是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吸引侨汇的热情和积极性。

　　1979年，中国华侨侨汇服务公司广东公司(又称广东侨汇公司)成立。这家“进口商品免税店”算得上是当年广州最高档的地方。根据当时的政策，华侨商店只允许台湾同胞、华侨、外籍华人、出国人员持用外汇买东西，而且必须与护照同时使用。

　　当时的侨汇商店接收美元、港币、马来西亚元、台币等。那时，海关、银行和商店共同办公。对持有外币来购物的华侨，海关要先验明正身；下午打烊前，商店会把从华侨手中收到的外币拎上楼给银行。

　　这样的免税“华侨商店”在中国各地开花。北京西单商场的二层，也有一家这样的“华侨商店”，中国银行在那里设有外汇兑换点。

　　“侨务工作不是中侨办一家的事。”方禊记得，当年每次开侨务会议都很热闹，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海关、建设部、商业部、财政部都会参加。

　　在为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外汇支持之后，20世纪80年代侨汇券和华侨商店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987年，北京停用侨汇券。

　　方禊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国家对外汇的需求不再那么紧张，物资管制也不复存在，侨汇券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最早赋予侨汇券生命的吴昭，则在1978年12月等到了恢复政治名誉的决定。

　　初看到“决定”时，她反应平淡，似乎不太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廖承志那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她木讷的面孔才露出一丝笑容，之后放声痛哭。(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