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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摘》文章:谁是“中央的儿子”?

2004年09月28日 16:01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这个所谓“信息爆炸时代”,真正意味深长的思想性信息却极为“稀客”,一个人能发明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新词,绝对胜过著作等身的当代“著名文化史学者”。不知道国家现在有没有一个机构,可以给发明创造新语汇的人颁奖?如果有,我将推荐一个四川籍十八岁打工妹,她发明了“中央的儿子”这一耐人寻味的新词。

  那一天,我和几个骚人墨客借机在一著名高尔夫球会参观。观光车在绿茵如毯、起伏如海的高尔夫草坪上穿行,一忽儿边缘上出现几排商品住宅高楼,某兄不由得大叫:紧邻高尔夫球场边缘建商品住宅小区,这策划真绝!它不花一分钱就占尽著名高尔夫球会的旖旎风光,其售楼利润定然十倍于市,真是“思路决定财路”。然而,带领我们观光的球童,一位十八岁的四川农家女孩却狠狠地说:它占了好风光,却坏了我们高尔夫球场的风景。如果它的老板不是“中央的儿子”,我们绝不会让它建在这儿。

  “中央的儿子”?众人先是一愣,继而拍手赞赏。谁都明白,球童所说“中央的儿子”,就是一个“高干子弟”而已。但是,用“中央的儿子”直指“高干子弟”的特权来源与实质,真是入木三分,淋漓尽致,令人刻骨铭心。

  随行的朋友都算得是有名人焉,但大家扪心自问,皆称惭愧!虽然彼此常常自命不凡,酒后曾称:“天下才气有一斗,鲁迅拿去八升,当代文人共一升,还有一升就在我”,但此时却坦陈,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中央的儿子”这一绝妙好词。假若按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有一专长就行,这四川农村来的打工妹虽然只上过初一,也足够入一个名牌大学了。

  我在为“高干子弟”有了“中央的儿子”这一最新最佳代称高兴后,忽而又想,为什么一个农家打工妹要将“高干子弟”称为“中央的儿子”呢?可以断定,虽然这高尔夫球会的老板对占他便宜的“高干子弟”有无穷的不满,但他也绝不会想到,“高干子弟”就是“中央的儿子”;能够感觉“高干子弟”就是“中央的儿子”的人,只能是那些与“高干子弟”地位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极贫困极底层的贫农子弟。可怜的农家孩子,不懂“高干子弟”为什么会有无穷的特权,只有当他们按照“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路径将“高干子弟”解释为“中央的儿子”后,才能理解古往今来,惟有中央才是有绝对权力的机关,“中央的儿子”,当然也就有权做一些百姓无法做或不敢做的事情,可以得到布衣平民得不到或不敢得到的利益。

  毫无疑问,这个农家打工妹将“高干子弟”比喻为“中央的儿子”,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中央”是一个机关,机关岂会有儿子?!其次,中国的“高干子弟”大部分是基本守法的,不少人还是有为的,违法乱纪仗势欺人的“高衙内”,只是极少数极少数,“中央的儿子”也并不能和“高干子弟”划等号。而且,即使是党的“伟大的舵手”的儿子,也不能称为“中央的儿子”,相反,这么多年来,“中南海”总是把一些英雄模范人物乃至党的领袖都称为“人民的好儿子”,不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自称为“人民的儿子”。可以说中共建党八十多年来,党中央从来只宣传过“人民的儿子”这一概念,而从未说过一句“中央的儿子”之类的话。

  然而,这样一想,问题就更奇怪了,为何党中央认为的最高荣誉称呼“人民的儿子”,在百姓眼里并不是最吃香、最有权威的代表,反而是“紫禁城”从未提倡甚至坚决反对的“中央的儿子”在百姓眼里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象征?

  答案只有一个,“百年宣传如风吹,百姓只信身边事”。百姓从来不以什么宣传为准,而是从他们实际感受到的事实为真理。如果说“人民的儿子”最尊贵,那么“人民的儿子”的父亲,人民(百姓)为什么常常无权决定该办的事或制止不该出现的事呢?而“中央的儿子”却在历经25年的改革反腐之后,依然“茁壮成长”?

  将那些牟取私利畅通无阻的人称为“中央的儿子”,也许透露出一些百姓对反腐败信心低落,但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攻克腐败中枢的新路径——谁是“中央的儿子”?将其一个一个查清,一网打尽!

  有什么办法能让“儿子”与“父亲”合作呢?彻底取消“父子”之名分,既不设“人民的儿子”,也就没有“中央的儿子”(“中央的儿子”可能缘于“人民的儿子”);“儿子”不存,“父母官”何在?“父母官”不在,“中央的儿子”自然也就消失。

  人人生而平等独立,人人又必须相互合作——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动物与人类的本质区别是只有自由,少有合作。没有平等自由就无法进行最佳合作,没有合作互助则无幸福长久的自由。人类从爬行到直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每一进步,都是在一步一步追求全人类更好的合作。人非以高度自由成为万物之灵,而是以高度合作而领袖宇宙。可以说,“中央的儿子”是一些只知个人自由而不知社会合作的低能原始人。

  也许中国需要探索一种崭新的“合作哲学”?

  (文/朱健国 摘自《杂文选刊》)

 
编辑:孙何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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