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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申报有效遏制腐败

　　2002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实行高官问责制以来，每年都公布政府高官的私产。由政务司专门负责登记。2002年8月，在董建华申报的清单中，连一包花生也不放过。董建华申报的资料显示，平均每三天他就收到两份礼物，种类由食物、家居清洁用品到娱乐用品应有尽有。在过去的十个月中，他收到的礼物已经超过两百件。

　　根据香港法例，特区政府最高领导人除申报一般利益外，还须申报价值超过2000港元的赞助和礼物。法例还规定，如果特区行政长官需要保留礼物，库务署会为礼品进行估价，特区行政长官须照价付款，库房再把相应款项捐给慈善机构。其他礼物则交由库务署处理，部分有商业价值的礼物将转售，所得收入同样捐给慈善机构。

　　从这两年的实施情况来看，问责制利益申报制度对遏制官员的腐败，使官员财产透明化，高官接受公众的监督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内地收入申报有名无实

　　相比之下，“利益申报”这个词在内地则显得尤为陌生。不细心探究，还不知内地其实早已存在相关制度。

　　中国内地现在实行的是一种被称为领导干部的收入申报制度。其根据是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该规定要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的副处级(含副处级)以上干部必须申报个人收入。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领导干部应该申报的“收入”范围为：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从事咨询、讲学(讲课)、写作、稿件编审、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各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证券交易收入以及申报人认为需要申报的其他收入。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桑玉成曾撰文指出，从收入申报制度实行以来的情况看，这项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在反腐斗争中起到应有的效果。

　　其主要的问题是：第一，此项制度的实施与所要达成的目标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从该规定的初衷看，是想通过领导干部的收入申报，使领导干部的收入公开化，从而发现其不当收入并据此而采取必要措施。但是，从一般的逻辑可发现，在收入申报时，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不可能申报其非法收入甚至是灰色收入，否则就等于是“投案自首”；而如果是“投案自首”，他就直接去有关部门接受处理完全没有必要再申报什么收入。

　　第二，这个制度所界定的“收入”实际上并没有申报的必要，因为这个范围的任何一项收入，从理论上以及程序上都是可以做到有案可查，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由于没有良好的监督机制，这项申报制度最后只能变成一纸空文。

　　辽宁省一位纪检官员告诉记者：“(收入申报)大家报上来就行了，没有人去核实。”另一位纪检官员则说：“我们不过做一下备案的工作，并且，它(收入申报)是不公开的。”最近，为了惩治高官腐败，中纪委直接派出调查组分赴各地，众多贪官因此纷纷落马。但从长远来看，惩治腐败只在一时，要杜绝腐败，就应建立切实可行的防范制度以及实施体系，让各级官员接受公众的监督，这一点上，香港利益申报制度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文/景慧 摘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