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版的《广州年鉴》2004年刊将孙志刚案作为大事收入，虽然个体案件编进《广州年鉴》比较罕见，编者认为此事件具有较大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参考价值。笔者认为此举具有历史眼光、法治眼光，意义重大。

　　首先，笔者为官方正史记载孙志刚事件感到欣慰。孙志刚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触发了中国法律在一个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广州年鉴》收录这一事件，可以说为这件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可以告慰孙志刚在天之灵，也使他的父母、亲属，使一切关注孙志刚事件，为公正解决此案而努力的人感到安慰和鼓舞。

　　其次，长期以来，我们对待现实和历史有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我们力图回避某种意义的“阴暗面”，尤其是执法机关的“阴暗面”。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必要的。孙志刚事件的公开报道，案件的公开审理、公正判决，事情的正确解决，使得人们的疑虑与不满得到疏解，使人们看到了希望，感到通过理性的呼吁，通过法律程序，可以解决问题，而且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孙志刚案值得载入史册，应该载入史册，《广州年鉴》做得对，做得好。

　　事实证明，除了法律的公正，公开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设想一下，如果孙志刚事件一直捂着，只求内部解决，事态会如何发展。再设想一下，如果在非典发生后不采取果断措施改变隐瞒疫情的做法，后果会是什么。其实，我们从这两件事的处理中已经尝到了公开性的甜头，但由于习惯和惰性，有些人和有些部门还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还没有摆脱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陋习。这不但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还会把好事变成坏事。

　　《广州年鉴》这次把“非典”和孙志刚案写入大事记，是十分明智、十分有远见的做法，值得在类似情况下效仿。

　　孙志刚案的结果，是国家废止了早已过时，早已显露不合理，一直有人呼吁建议废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救助管理的新办法。这件事的处理之果断与彻底，简直有些出乎人们的意外，它收到大得人心的效果是不足为怪的。但另一方面，从宪政和法治的角度看，它也具有个案的性质。政府对这件事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性质相同的类似事件都能得到这么正确、彻底的解决，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法律上的机制和程序来保证做到这一点。

　　从根本和终极的意义上说，孙志刚案应该开启我们对于“合宪性审查”的严肃认真的思考。过时的，与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政策，应该遵循宪法的精神和条文废止或修订，应该有相应的机构和法律保证审查与修改的程序能够启动和进行。如果能实现这一点，哪怕废止、修改现行法律条例的过程慢一些、复杂一些也要好得多，因为制度性的保证是最可靠的。

　　最近，中央许多部委清理、废止了大量过时的、互相矛盾的规定。这无疑大大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行政执法方面的进步，但我们知道，没有得到审查和矫正而应该得到审查和矫正的法律条规还有不少。

　　孙志刚案是一个起点，只有当我们能看到在宪政和法治的建设上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向什么目标努力，我们才能说自己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民族。

　　(来源：新京报；作者：徐友渔；文章发表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