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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璇(1920-1957)，是我国蜚声影坛、歌坛的两栖明星，被人们誉为“金嗓子”。她出身贫寒，婚姻不幸。她一生悲剧有四个谜：即她的出生考详、婚姻是非、财产原委和突然死亡。

　　1954年2月，妈妈已经去北京治病。陪妈妈去北京看病的有吴茵和黄晨，还有我的奶妈。

　　妈妈刚住院时，因为精神受到刺激，每天哭泣，经常不吃不喝。不久环境又使她发展到突然间会尖声冷笑起来，并开始打人了，而且只打女的，这不难反映出，在妈妈的认知中所谓给她带来不幸或她称之谓“有恶意”的，显然主要是一些来自她身边的女性；而非男士，如朱怀德(周璇的第二任丈夫)之辈。

　　一年后，妈妈从北京回来了，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回到了上海医院疗养。

　　那是1955年的一个春天。清晨，父亲给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高兴地对我说：“儿，你妈妈已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了，今天我们要去见妈妈。”

　　进了医院的大门，看到来往的叔叔阿姨全是白衣白帽。爸爸问了路，我们来到病房门口，值班的护士领着我一起进了房门。妈妈那时正躺在床上脸冲里睡着，护士走过去拍了拍她，然后小声对着她的耳朵说了一阵话，只见妈妈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她的神情激动，短头发有些凌乱，脸色苍白憔悴，先是望着父亲，后又转向我，愣了一下，嘴里念叨着：“是伟儿吗？是吗？”“是的，是你的伟儿，快4岁了。”父亲急忙告慰她。这时，只见妈妈好像发现珍宝似的，不顾一切地把我从护士手中接了过来，搂在怀里，发疯般地吻我的眼睛、两颊、嘴唇和头发。我被这种狂吻吓慌了，转过头去看父亲。“妈妈的好乖乖。”妈妈转身把我放在床上，她笑着，眼泪却止不住地流到脸上。

　　护士“胖阿姨”拿来一些糖果，妈妈一颗一颗地剥给我吃，而后又抓起一把给父亲，一边逗我玩，一边说：“老大哥，等你把我接出去，咱们就申请出国，咱们到外边去就可以结婚了，我还有一些钱，而且到时候我演电影、唱歌，你画画，好好培养孩子，好不好？”“好……好！”父亲苦笑着。

　　妈妈看了看我，又接着说：“黄宗英带着民民(周璇长子)来过几次，可是民民跟我一点都不亲，虽说是这样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黄宗英自己也生了一个孩子，不知民民会怎样？” 　　　

　　“璇子，你放心吧，她当时领民民是为了冲喜，一年以后果然怀孕了，现在生了孩子，更应该爱护民民了。再说，她生的是个女孩，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儿不是正合心吗？何况你讲过为了民民你在经济上也没亏了她呀。”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去看妈妈，每次她总是久久地乐滋滋地望着我。妈妈注意修饰起来，脸上又有了生气，她希望自己身体赶快好起来，好能与儿子团聚在一起，她盼着父亲早日接她出去。 　　　

　　根据她的病情，医院早就主张：能让亲人接走她，对她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妈妈的生活管理单位即剧影协会妇联会的那几个负责人就是不同意。当时的情况是：妈妈身边只剩下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年幼尚稚，父亲又是不被她们承认的，妈妈的一切只好听由妇联会——说白了也就是原来电影圈里的那几位姐妹，她们以组织名义来摆布和决定。医院不听她们的又听谁的呢？因此只好推说妈妈身体还需要疗养，不能出院。她们又做出一个决定：通知医院，以后再不允许我与父亲唐棣来看望妈妈！

　　当妈妈知道这消息时，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眼睛里面刚刚燃起的生命之光的火星又渐渐熄灭了，变得阴沉冷峻。她去问护士，又去问大夫，这是为什么？妈妈在病房里大步地来回走着，不住地说：“我的天，我的天，同样是我的孩子，为什么只准民民来看我而不准伟儿来……？”没人能回答她。妈妈又开始复现了原来的病态，不打扮，不洗脸，不脱衣，不脱鞋，整天躺在病上，闭着眼睛不说话，拒绝吃荤，只吃素，连平日最有兴趣的烧鸡也不要吃了。有时睁开眼睛也是呆呆地望着这间似乎永远不能摆脱的房间。

　　然而党和人民都在关心着妈妈的命运，善良的人们也没有忘记她，都在询问她的消息。

　　1957年5月底，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发来了慰问电，祝贺她的康复，妈妈深受感动，好几天过去了她才逐渐平静下来，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这使她明白了许多道理，在困难中增添了信心。她立即致函夏衍部长，表达了她那激动不已的心情：

　　夏衍部长同志：

　　接到您5月25日给我的电报非常感激，我现在情况很好，就快出院了，出院以后希望在您的领导下继续为电影事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此致

　　　　　　　　　敬礼

　　　　　　　　　　　　　　　　　　　　周璇

　　　　　　　　　　　　　　　　　　　　1957.6.10

　　6月18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医院拍摄了妈妈在医院生活的短片，这一天妈妈又到广播电台录音播唱……

　　1957年初夏，妈妈在党组织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帮助下，健康状况一直保持得不错。报

　　纸、电台和新闻纪录片纷纷报道这些喜讯：“周璇看画报”，“周璇与记者交谈”，“周璇愉快地打羽毛球”，“周璇到南京西路来喜饭店吃午饭”，“周璇到演员、导演家做客”，为了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妈妈给观众还写了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观众：

　　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来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周璇1957年5月18日

　　1957年7月14日，记者采访妈妈的消息和照片又一次见报了。可这以后，有关妈妈的消息突然中止了。原来妈妈于7月19日突然高烧不止，经诊断，她患了中暑性脑炎，转到内科学院(今华山医院)抢救。

　　父亲急忙托人带我去看望妈妈，这次，我很顺利地进了医院。一进病房，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室内异常寂静，穿白衣服的医生、护士神色紧张，脚步匆忙。妈妈的床边，放着我以前不曾见过的氧气瓶、输液架。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一目微合，一目微睁。我很害怕，不知妈妈得了什么病，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妈”。儿子的声音最能引起母亲的注意，妈妈惊醒了，双眸渐渐睁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费力地伸出手来拉住了我。我看到妈妈那苍白的面容因兴奋而泛红，温顺的眼睛里浮现出一丝微笑。我惊愕地望着她，从未见到她有过如此美丽的光彩；瞬间，她的脸色变得黯淡无光了，她颤动着嘴唇喃喃地说：“我……总是想着……想着……有一天能看见你长大成人……儿子，快，快长大吧！来帮帮妈妈吧！长大了要帮妈妈出气！”一位护士过来把我拉起，我看到妈妈的嘴唇动着，低微颤抖的声音似乎是在喊着“伟儿、伟儿……”她紧紧地抓住我的小手，不肯松开，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讲啊，说啊，这时不知是谁小声说：“快把孩子领走吧，病人需要安静。”我被领到病房外，我挣扎着，哭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呀！妈妈，咱们回家吧！”

　　万没想到，自从那次我们母子相会不久，妈妈就长眠不醒了。几分钟的相会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1957年9月22日晚8点50分，妈妈终于停止了呼吸，一代歌星、影星在她人生37岁的盛年被难以名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

　　(文/周伟 常晶 摘自《我的妈妈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