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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物质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一个民族知罪忏悔，赢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质文明无政治文明，则使同一个民族面目狰狞，成为叫嚣着的战争机器

　　1月28日这天夜晚，全世界的观众，都从电视中看到了波兰比克瑙现场的“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

　　这天晚上，前波兰外长巴托耶夫斯基的讲话最具震撼力。这位当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孤儿，当着西方各国政要的面，直接谴责自由世界60年前在获悉奥斯威辛等地屠杀罪行时，竟然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缄默和冷漠。集中营留给他最可怕的童年记忆是孤独：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面对人权被残害的罪行，西方世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绥靖主义记录。二次大战不能避免的原因之一，即为英国当局张伯伦的绥靖主义。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议归来，伦敦机场欢迎的人群打出横幅是：“你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翻开当年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寻找欧美知识界的绥靖言论，充斥大小版面。

　　9·11事件发生，西方知识界发出的声音，大多是远离人道底线的奇谈怪论，只有一个年逾古稀的女记者法拉奇，直面邪恶，写下声讨恐怖主义的激愤檄文。

　　今天奥斯威辛已成现代古迹，但是绥靖主义的阴魂还在国际生活中徘徊。为了商业或学术利益，政界的绥靖主义，学界的“芬兰化顽症”，随时随地都在复活。巴托耶夫斯基以60年前的那一幕“孤独”，告诫自由世界的短视人群，当如警钟长鸣。

　　大屠杀并不是发生在蛮荒地带，而是发生在文明世界的核心区域，囚犯们“只是被编号的物品”，每天被驱赶进毒气室，毒气室的烟囱就在欧洲的文明地带，天天在冒烟。与人类此前发生的其他屠杀相比，20世纪的这场大屠杀令人震骇，并不在于屠杀之有无，而在于屠杀竟然配置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确手段。

　　这一特征在西方学界引起持久关注：人性如此异化，究竟是现代文明的普遍原因，还是来自更为具体的历史环境？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德国的流亡者，人们有理由较多听取他们的解释。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把法西斯的人性异化泛泛归咎于现代文明，似乎是现代文明引起了现代杀人惨剧。

　　面对奥斯威辛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人性罪恶，我倾向于具体解释，而不是抽象泛化。纳粹大屠杀并不是物质文明发展到现代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德国历史在一次大战之后走入一个具体误区 现代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物质文明并不必然导致人性异化，只有在不配置政治文明的反常情况下，它才导致病态畸变 以致于越是文明的，就越是野蛮的，越是发达的，则越是反动的。

　　德国在一个世纪内曾经两次出现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奇迹，却产生截然相反的历史后果。

　　战前30年代，德国人赶英超美，以30年时间打破美国人用100年时间超过英国的纪录。战后60年代，它又出现奇迹，在战争废墟中崛起，10年时间内第二次超过英国。

　　第一次经济奇迹使法西斯崛起，德国元首公然点起战火；第二次奇迹则使德国步入民主国家行列，德国总理向波兰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下跪。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人性没有变，民族没有变，物质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没有变。差别就在于有无政治文明：第一次德国奇迹发生，同时在摧毁政治文明 魏玛宪政；第二次德国奇迹发生，每一步都在重建政治文明 波恩宪政。

　　有物质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同一个民族知罪忏悔，赢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质文明无政治文明，则使同一个民族面目狰狞，成为叫嚣着的战争机器。

　　奥斯威辛的教训属于全人类。一个民族两次物质文明起飞，造成截然相反的历史后果，不仅击破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现代文明的奇谈怪论，也为其他后起民族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留下了历史借鉴。

　　奥斯威辛的孤儿讲演以这样的语气结束：答案在所有人内心里，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笔下；这块土地上没有一块纪念碑，但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罪恶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