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成都某建筑公司原项目经理冯某，在参与工程投标时得到了一名官员的“特别帮助”，后向该官员行贿40万元以示感谢。冯某以行贿罪获刑一年，并受到永久限制进入建筑行业投标的处罚，成为四川省“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录入的第一人。分析人士认为，过去重打击受贿者，轻打击行贿者，现在看来，行贿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鉴于近年来行贿犯罪包括公款行贿犯罪案件居高不下，有人主张“我们应该与‘宽容行贿’的社会文化告别，像痛恨贪污受贿一样痛恨行贿行为”，“执法执纪机关要尽量减少执行弹性，像严惩腐败高官一样严惩形形色色的行贿者”。这种意见反映了一些人对当前行贿犯罪的痛切感受，也反映了他们对行贿与受贿关系的一些新认识，有必要加以认真辨析。

　　司法机关对行贿罪的惩处一般轻于对受贿罪的惩处，这不能简单归咎于“执行弹性”，而是因为法律对此有明文规定。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中，对受贿罪的处罚标准与贪污罪相同，最严重的可以“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于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在主张像严惩受贿者那样严惩行贿者的人看来，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必须至少施以相同的惩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无论是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现实情形上看(如前引成都冯某的例子)，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对矛盾当中，受贿一方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些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过大，公权私用的成本过低，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为请托人说话、办事，争取资金、贷款、项目、地皮、优惠政策，等等。由于拥有这样的权力，能够施加这样的影响，某些官员几乎无异于为自己准备了一种姿态———只要有谁愿意向我“进贡”，我就愿意给谁办事。反过来看，行贿者谁也不是傻瓜，无论是为了将原本能办成的事办得快一些，还是为了将原本不能办的事“破格”办成，都是建立在受贿者愿意给他办而且能够给他办成的基础之上，假如缺乏这个基础，所有的行贿都将无从谈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行贿“引发”了受贿，反而是受贿诱发了行贿。

　　在惩处行贿罪和受贿罪的问题上，法律表现出了某种轻重缓急，既合乎情理与法理，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客观要求。至少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像严惩受贿者那样严惩行贿者”的理由并不成立。(北京青年报：潘洪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