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72岁的老人，脸上有了老年斑，已经谢顶，走起路来，身旁的后辈有时会忍不住想扶他一把。

　　可是，他却一年四季在北京、广州和长沙三地来回奔波，即使是一位熟稔的老友，也时常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联系方式，至少有6个，3处宅电和3个手机号码，他的一位学生说，要找到他，常常需要将几个号码拨个遍；他打电话来，常常噪音嘈杂，很可能正在北京到广州的路上，或者正在赶往长沙的机场。“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老，也就三十多岁。”说这话时，李步云扬起两条又黑又粗的眉毛。尽管浓黑的眉毛中已夹杂少许花白，却根根如铁丝般硬直。

　　本该待在家中颐养天年，可近一年来他的行程反倒更匆忙。为此，朋友们打趣地说：“他这是忙着四处‘鼓吹’人权呀！”

　　他忽而飞到长沙——5年前，他被湖南大学法学院聘为名誉院长，从此开始了“人权教育”。他坚持每学期给法律专业本科生讲授《人权法学》。而此前，国内法律专业本科生通常只上《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权史》课程。

　　他忽而又飞到广州——在那里，他将《人权法》开到广州大学，听众是中文、新闻、外语、数学等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给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讲授人权，他算开了国内先河。“不同专业归根到底都围绕人，都需要人文关怀。”他说。

　　他从一位哈佛学者处得知，哈佛大学与人权紧密相关的课程达261门。这个数字给了他某种刺激。“我得去弄清楚，这261门具体是些什么课。”

　　他的一位听众说：“总是听说西方国家攻击我国没有人权，但什么是人权，我却答不出来。”“什么是人权？不知道的人很多。”李步云说。于是，他四处去讲人权课。他给50多位高校教师讲人权法，跟他们探讨回到各自的学校里如何开设《人权法》课程。今年4月，他到上海浦东干部学院讲“中国的宪政之路”。“民主、法治、人权，加在一起就是宪政。”李步云说。紧接着，他到山东大学去讲人权，教室里“水泄不通，窗台上、地上都坐满了人”，李步云站着，上午一口气讲3小时，下午再讲3小时，第二天，接着又讲两小时。

　　从2001年始，他的“人权教育”听众，瞄准了国家公务员和社会组织。在湖南，他办了4期人权培训班，听众囊括了公、检、法、监狱、司法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广义上的人权组织”，如残联、妇联、工会等。接着，他又给湖南省各县市160位公安局长作人权培训，并为此主编了一本内部教材《警察执法与人权保护》，讲解立案、侦查、强制措施等整个工作环节中如何保护人权。

　　为什么要给他们讲人权？“因为他们与人权最相关。保护人权，首先是国家的责任。人权，主要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李步云回答道。

　　但是“人权”这个字眼依旧有些敏感。2001年，李步云办第一期人权培训班，向有关部门请示，收到的回复是：“经请示领导，我们建议最好不办”；湖南某市请李步云给党政干部讲课，李步云提出：“这次咱们讲点新东西，讲人权。”对方听了便摇头；某中央机关组织培训班请李步云讲课，每次讲完课程表里排定的“依法治国”，总被要求加讲一堂人权课。但当李步云提议将人权课也排进课表时，对方却摆摆手。

　　李步云酝酿已久的一本《法哲学》理论著作，至今迟迟没能写完，但只要有讲课的机会，特别是讲人权，他一定不会错过。“人活在世界上的幸福，最终归结于人权的充分体现和保障，这是做人应有的价值。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法学家李步云说。

　　他对这种“人的幸福”的追求，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其时，他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于1978年12月刊登了他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被形容为“石破天惊”，堪称“文革”后法学界突破思想理论禁区的第一篇文章。

　　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法条已在1957年“反右”中被认为“没有阶级观点”，一些强调法律平等原则的法学家也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在其后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这条原则均被取消。

　　看到这篇文章后，陕西农村的一位读者写信担忧道：“真担心你会被打成‘右派’。”

　　李步云没被打成“右派”。并且，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主动找上门来，约他就同一主题写一篇更全面详细的文章。“民主法治新的春天到来了！”李步云兴奋得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次年，李步云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论点，他与人合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提出罪犯也应有权利。“连罪犯权利的保障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时人为之一振。有消息称，一些监狱里的囚犯举着这篇文章要求自己应得的权利。

　　有人将李步云及他那一代法学家所进行的突破性工作称之为“拓荒”。事实上，要理解李步云的意义，首先要了解“法治”两字曾在中国长期被视为禁区，并被当做资产阶级口号多年遭到摒弃。

　　李步云走上这片“荒原”，似乎有些偶然。这位老地下党员的儿子，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来后，1957年决定考大学。一位业已考上华东政法大学的朋友来游说他报考法律系。“法律是干什么的？”李步云当时全然没有概念。

　　但这位朋友的一句话把他说动了：“马克思和列宁都是学法律的。”

　　这位追随领袖的年轻人，从此将“拓荒”的脚步伸进了“法治”的禁区。继1978年的“石破天惊”之作后，他又于1979年与两位合作者写下洋洋18000字的《论以法治国》，这是国内学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这一问题。《光明日报》看中这篇力作，却又忐忑不安，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决定刊用，但提出要改标题。“理由是‘以法治国’口号关系重大，中央尚无此提法”。最后，文章以《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一题刊出。“我相信我是对的。”李步云说。老人翘着腿，坐在长沙家里的沙发上，用手轻抚着头发，沉浸在回忆中。因为这种自信，在那个年代受到压力，他“并不心慌”。民主、法治、人权，对李步云来说，“是一种信仰和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上世纪80年代，单位涨工资连看大门的都有，但李步云没有。

　　对此，李步云“并不在意”。他颇为自豪地说：“我这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提倡依法治国，二是提倡人权，两者都被写进了宪法。”

　　上世纪80年代，法学界有些头面人物提出“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有关方面也布置让李步云所在的社科院法学所写批判人权的文章。李步云表示，如果这篇文章的基调定为“社会主义也要讲人权”，便可以写，否则不参与。“最后我们就赖掉了。”李步云说着，挤了挤眼，狡黠地笑了。

　　1991年，社科院奉命成立人权研究中心，李步云任副主任。至此，中国法学界得以开始系统地研究“人权”。这个人权研究中心，给中共中央写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便是《什么是人权》。

　　2004年，李步云参加中央领导人主持的修宪座谈会。会上，他提出应在宪法中加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字句。反对者称，一是宪法中已有“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章节，二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宪法中都没有写。李步云反驳道：这在中国很有必要，因为，一、1991年之前，主流学术界还把“人权”当做资产阶级口号来批判，现在各级领导中还有人把人权当做敏感问题；二、可以促进立法与司法；三、有利于彻底清除国际上的误解，提高我国的声誉。“未来，民主、法治、人权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需要很多人去推动，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李步云说。

　　17岁时，李步云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准备“为保卫国家”而献身，他的左臂让弹片炸掉了一块骨头，至今无法伸展；如今，这位七旬“二级伤残”退伍军人为湖南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写下这样的誓词：“为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而献身，是我们无上的荣光。”

　　去年，继湖南之后，李步云又在广州开辟了新的人权“根据地”，在那里设立了人权研究中心。他看中了这块“宝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这个空间可以把人权做大”。“我想把人权做大。”这是老头儿的“雄心”：他要把在湖南开办的培训班，如法炮制搬到广东去。他要在这里带出一批搞人权研究和人权教育的人才，做出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办一份学术刊物，出一套人权丛书，建一个最好的人权网站和一个最好的资料库……

　　5月的夜风中，李步云站在湘江边的长堤上，对面便是他的湖南老乡毛泽东指点江山的橘子洲头。“民主、法治与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与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李步云郑重地说道。

　　本月5日，他又匆匆飞往广州，那里正举办一期人权培训班。这次的听众，是广州市26所监狱的负责人。

　　(稿件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作者：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