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93岁的方国安将军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对此，方国安说：与牺牲的战友相比，个人的一时得失，又算得上什么——

　　人物小传：方国安，1913年1月生，湖南平江县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115师686团组织干事、二营教导员，鲁西军区独立一旅一团政治处主任、10团政治委员。解放后，任广西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离休。

　　6月11日，适逢端午佳节，记者慕名来到长沙163医院拜访93岁的方国安将军。在病房里，方老操着他特有的平江话，嘱咐记者：“那场抗战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民族危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应该做的！倒是那些在打击日本鬼子时牺牲的战友们，更值得我们纪念！”

　　随着方老的讲述，时光退回到了68年前。方老深邃的目光、坚毅的神情、铿锵的语气，又一次把我们带回到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

　　平型关大捷：不少八路军战士没有死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却倒在了日本伤兵的冷枪暗刀下！

　　1936年底，我从“抗大”二期毕业分配到115师686团任二营教导员。当时团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1937年9月23日，115师到达距平型关还有几十里的上寨镇，准备伏击经过此地的日军板垣师团。

　　平型关俗称瓶形关，顾名思义，是一个状如瓶子的大山谷。瓶口是老爷庙，瓶底是平型关，中间是一个大肚子山谷，谷底叫乔沟，有一条长5公里的公路。按照战斗部署，685团在东侧，686团在西侧，在老爷庙缺口处的高地上，架设了10挺机枪的强大火力，形成左右夹击、关门打狗之势。9月24日晚12点，师指挥所下达了出发命令。

　　那天夜里，天空阴云密布，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二营冒着大雨，急行军到达了指定的位置。在紧张焦急的等待中，我们额头上的汗水和雨水交汇在一起。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平型关上除了雨声外，什么也听不到。趴在我身边的一个刚参军的小战士，在草丛中直发抖。我拍拍他的背，轻声说：“别怕！”小战士说：“我不怕，就是有点冷。”

　　早上8点钟，从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车队终于出现了。为首的日本鬼子高举着太阳旗，与太阳旗一起的还有20几个扛刺刀的日本步兵。后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军车，车上满载着军用物资和日本兵，接着是骑兵。汽车和马匹连成一线，挤满了整个谷底。马上和车上的日本鬼子斜背着枪，昂着头，一副盛气凌人、狂傲自大的样子。

　　看到师指攻击信号弹升起，团长李天佑举起手枪，大喊一声：“攻击开始，狠狠地打！”刹那间，我们的机枪、步枪、迫击炮等一齐发射，把拥挤在公路上的鬼子打得人仰马翻。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猛烈进攻打得蒙头转向的鬼子清醒过来后，就依托汽车、山丘、尸体等做掩护进行反击。随即，我们团和685团向谷底发起猛烈的冲锋。战士们一个个如猛虎下山，迅速冲入敌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排长常海车子弹打光了，就端着刺刀与敌人拼杀，一连刺死了6个鬼子，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挑死。那一仗打得异常激烈，战斗结束后，只见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公路旁和山沟里鬼子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河滩上积着一摊摊的血迹，山沟里到处都倾翻着鬼子的汽车，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也有不少鬼子的尸体。

　　我们不少八路军战士没有死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却倒在了日本伤兵的冷枪暗刀下！由于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日军至死也不愿交出武器。有的受伤之后开枪自杀，有的剖腹自杀。三营的刘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没想到伤兵挣扎着一口咬掉了他的耳朵，然后自杀。我在打扫战场时，也被一个垂死的日本鬼子，在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跟着我一起冲锋的那个小战士，发现汽车底下躺着一个日本伤兵，想把他拉出来治伤，谁知那伤兵却拿军刀残忍地刺进了他的腹部，小战士再也没有站起来。一些日本伤兵跑到山上的草丛中躲了起来，看见我们过去搜查就放冷枪。我们营有十几个战士都是这么牺牲的。

　　冀鲁豫反“扫荡”：新婚刚4个月、年仅34岁的团长肖明，迎着鬼子冲了上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1939年，686团扩编为教导4旅，我被任命为10团政委，肖明任团长，部队到达微山湖以西地区活动。1940年到1942年之间是微山湖地区最艰苦的时期，自百团大战以后，日军疯狂地开始向这个地区进行“大扫荡”。

　　1940年12月，日军在微山湖以西发起了“12月大扫荡”，采取“铁壁合围”，“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先后投入了4万多兵力，慢慢收缩包围圈。针对日军的策略，我们按上级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成5个小队，我和团长肖明带200多人行动。

　　21日，我们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那天晚上，四周到处是枪炮声。团长一看形势危急，把我一推：“快走！我来引开鬼子。”他带着警卫连十几个战士迎着鬼子冲了上去。我强忍着悲恸，带着战士们顺利地突出了包围圈。

　　当我们回过头来，远远看见村子里火光冲天。一个突围的战士报告说，团长和警卫连全部牺牲了。很多战士要冲回去为团长报仇，我含着眼泪拦住了他们。其实，我何尝不想杀回去呢？想到团长肖明和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不禁失声痛哭。

　　那时的肖明才34岁，新婚不到4个月。不久前，他和我的谈心话似乎还在耳边响起：“老方，我们肖家兄弟三个就剩下我一个了，哥哥和弟弟一个在长征中牺牲，一个在打平型关时给小鬼子刺死，我再不找老婆，我们肖家都绝后了。”

　　那晚，我们突围的100多人面对着团长牺牲的方向，跪下一起发誓：“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为牺牲的团长和战友报仇。”

　　回延安：冲破5道封锁线，躲过两次“大扫荡”，足足走了5个月

　　1943年，党中央为了保留干部，让我们这些多年在前线作战的同志回延安休整学习。

　　3月，我和11团团长王根培、师部敌工科长等七八个人一起起程回延安。这一走就是5个月，走走停停，一路上又是化装、又是绕行，在党组织的接应下，几次死里逃生，先后冲破了五道鬼子的封锁线，躲过两次鬼子的“大扫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虚惊。6月份，我们走到了129师驻地太岳地区，刘伯承师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时太岳地区的抗日形势依然很紧张，日军到处修建据点，而且每隔几天就来一次“扫荡”，战士们随时随地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随时都准备投入战斗。

　　一天晚上，我们刚睡下不久，就听到队伍中有人喊了一声“敌人来了”。没等我清醒过来，就被一个战士拉着没命地往山上跑。等天亮时才发现一个鬼子都没有，原来是哨兵太紧张而误报。我们聚在一起看着互相的狼狈样，齐声哈哈大笑。笑声里既有劫后余生的欣慰，更有我们必胜的坚定信念。那笑声至今仍常常回响在我的耳边，是那么畅快，是那么高亢。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我常想，还有什么比那时更困难、更危险的呢？这是我多年来始终能保持乐观、豁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4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还没有毕业，就接受任务赶赴抗日前线。当时，我带着200名干部。从延安一直往部队的驻地山东西南走。到河北霸县，我们碰到1纵队1师。我被任命为1师政治部主任，随1纵打进了东北，直到日本投降。

　　这么多年过去了，抗战中的一个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依然清晰鲜明，特别是经常想起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牺牲的战友。我不仅用他们的事迹激励自己，还用他们的事迹教育自己的子女：“干工作、做事情，要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绝不能图名图利。”

　　(据解放军报；曾政雄李文景彭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