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今年陕西“高考状元”的“及第巡游”乃商家策划，于是媒体的炮火算是找到了具体目标，冷嘲热讽，万箭齐发。而在另一面，虽然未加任何人为策划，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北京的多家心理诊所仍然门庭热络，心理医师们忙于应对考生病员之余，还为他们的病症命名曰：“考后综合征”。

　　按照医生的描述，“考后综合征”大致表现为两种症状，其一是“考试失意闷闷不乐，焦虑不安，沮丧颓废”，严重者甚至产生自杀倾向；其二是“考场得意，极度兴奋，生物节律被彻底打乱”。两相比照，竟大致相似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范进中举”之前后。

　　我们当然无意将出现心理不适的考生讥讽为范进，况且就作者本意而言，范进作为制度的受害者，其可悲可悯也远大过其可怜可笑。而在科举为唯一“登天梯”的制度下，有新科状元“骑马夸官”的荣耀，就少不了屡试不中的失意。“范进中举”不过大悲大喜之后的极度反应而已。参照这样的规律，当“高考状元”被越炒越热，以至惟妙惟肖到锦袍加身、乘车巡游、祭拜文曲、粉墙题名的时候，心理诊所内多几个“考后综合征”患者，也就再正常不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状元夸官”与“范进中举”之间，都不是因果关系，他们是同一制度下的不同祭品而已。

　　因此舆论可以批评商家策划“状元及第秀”的恶俗思路，却不必将“考后综合征”的多发归因于商家的策划。客观地说，如果没有近年来不断升温的“状元热”，也就不会有商家策划出“状元及第秀”的闹剧。再进一步分析，如果不是高考被越来越强烈地赋予“生死一搏”的色彩，“高考状元”也就不会越来越成为被媒体热炒的概念。

　　于是问题几乎回到了那个纠缠不清的起点：在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现象层面对各种弊端的批判几乎都无处着力。即使面对日渐荒诞的“状元秀”，或日益严重的“考后综合征”，媒体，即使是负责任的媒体，也只能作一些聊胜于无的呼吁：

　　希望家长们尽量给孩子一点自主的选择，使他们在考前就能够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不是到考后再去医治“综合征”。也希望商家、媒体都能克制一下寻求商机和吸引眼球的冲动，而不是一味在“状元热”的火堆上添柴。

　　尤其需要呼吁的，是希望各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要把“高考状元”当成炫耀政绩的资本，乃至把“状元”包装起来作自己“夸官”的道具。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除了法律之外，对商家、舆论都只能实行软约束，唯有政府却不在此列。如果某种行为证明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政府首先应该受到足够的约束，使其不涉入其中。

　　至于地方教育主管官员亲身参与“状元秀”的行为，理当严加禁止。即使尚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改变已经日渐呈现弊端的考试制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不应该再以任何方式，参与强化这一制度非胜即负、非成即败的严酷色彩。 (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