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学会并勤于道歉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但道歉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有“道歉理性”的，即在对应的权责范围内认领政误，如果突破了权力界限，就有“滥歉”之嫌——官员为高考考砸道歉就属于此类。

　　因今年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山西榆社县委常委会日前通过当地电视台发布公告，诚恳地向全县人民致歉，同时决定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看到这则貌似充满“承担责任的政治勇气”的道歉公告，笔者的第一感觉就是：一切政治行为都要受到权力合法性的拷问，无论其是攻击性还是善意的，县委、县政府有这个权力直接领“高考滑坡”这个责任吗？

　　对于道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只看到其道义责任的一面，其实，道歉在潜意识中还包括着一种权力的划定和确认，它蕴含着一种消极的权力话语：只有有权力的人才有道歉的资格，道歉是认领直接权力范围内的责任，无权则无责，无责则不须、也无资格道歉。从制度安排上看，教育事业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县委、县政府对作为结果的高考成绩是不存在直接的权力支配关系的。而道歉又蕴含着一种消极的权力话语，是一种权力的认定，所以县委、县政府无权直接领“高考滑坡”这个责任，即“无权”道歉。

　　认真地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在诸如教育等领域实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在于这些领域带有很强专业性和科学性。就比如教育吧，素质的表现方式是多元的，学生的发展兴趣也是多元的，很难用一个指标将其框死。而行政权力讲究的恰恰就是目标单向度：为了一个既定的目标，它会漠视为完成这个目标可能带来的众多伤害——所以行政与教育应该是分离的，教育应有充分的自主空间。而通过“我道歉我有权力”的逻辑转换，行政权力渗透进具体的教育事业，这将会给教育带来比“高考滑坡”更大的灾难。

　　【来源：深圳《晶报》；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