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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员牺牲。对于同伴的失事，我们在心里都会有些难过，但同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根本无法考虑那么多，只想着能顺利完成任务，赶快赶走日本人”

　　龙启明，1923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英皇学校。1941年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1942年加入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其前身即人们所熟知的“飞虎队”)，并于1943年～1944年间，执行“驼峰航线”运输任务，当时只有20岁。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进入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身在香港的龙启明参加“两航起义”回到大陆，1952年转业进入重庆钢铁厂，现退休居住重庆。

　　那段出生入死的日子，对龙启明来说，终身难忘。

　　逃离香港

　　我从小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小学中学都是在香港读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我当时已经进入香港政府工学院(现在的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程系。日本人进入香港之后，虐待侮辱中国人，香港的每个街口都有站岗的日本兵，中国人路过的时候都要给他们鞠躬才能通过。

　　后来，日本人开始在香港拉壮丁，我父亲就让我和哥哥赶快离开。就这样，哥哥先我一个星期离开香港。我随后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澳门，当时澳门还是中立地区。当时我听说华侨学生到大陆念书不需要交钱，还有饭吃，这个条件对我们吸引力很大，我们就想能够回到内地继续念书。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先走到当时的广州湾，随后又步行七天到了广西玉林，再转汽车、火车，这样，从澳门出发，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了桂林，当时已经是1942年6月。

　　在桂林的时候，我去登记考大学，随后考取了广西大学，但没想到念大学并不免费，要交2000多块钱。当时我身上根本没有钱，于是就放弃了念大学。1942年的时候，桂林已经聚集了很多逃难来的香港人，因此桂林也被称作“小香港”。我们这些逃难出来的青年就住在当时的青年会里，那时候住宿是5毛住一晚，7毛一顿饭，生活比较清苦。一天我正无聊地在街上瞎逛，看到报纸上刊登有招收留美空军的消息，自己生活正是没有着落，就想试试看。我把自己的衣服卖掉，才凑够400元报名费。

　　空军的考试有数理化、英文等内容，我小学中学都是香港英皇学校读书，那个学校是当时香港最好的学校，所以我这些学科的基础都很好，这几门考试很轻松就通过。但是还有一门考试内容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就是要考国民党的党义，类似现在的政治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内容，后来监考官看我坐在那里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把我的卷子收走，让我离开考场。我后来听说，不论其他的科目考试成绩再好，党义不及格，还是不要的。心想这下可全完了。

　　没想到10月份放榜了，一看，我和同学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录取之后是体检，我们都顺利通过了，随后就和十多个一起被录取的同学一起被送到重庆去报到，接着又从重庆到了昆明航校，然后又到印度，从印度到美国，结果还没有毕业就提前回来了。

　　飞越“驼峰”

　　当时，中缅公路运输已经中断，向中国输送物资只能靠空中运输。为了输送物资，开辟了中印之间的“驼峰航线”，飞行任务很紧张，中国所有的汽油和军用物资都是靠这条航线。

　　我们当时参加的是第十四航空队，前身即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尽管当时已经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但队员们还是习惯性地在飞机机身上刷上飞虎的标志。

　　那时候飞行人员太紧张，本应该三人飞的机组只能两人飞，每天一个来回，从昆明巫家坝机场到印度亚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ASSAM，有时候一天甚至要飞一个半来回，这种生活从1943年3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6月。

　　当时的飞机的性能和条件都与现在没办法比，每天100架飞机飞这个航线，几乎天天都要摔飞机。航线本身就比较危险，加之人员不够，根本没时间熟悉航线，就要飞行，很多人是刚刚开始飞行就出事了。

　　在这条航线上，山峰和山谷起起伏伏，远看像骆驼的驼峰，因此这条航线被称为“驼峰航线”。我们的运输飞机只能飞1万英尺(3000千米)左右的高度，而喜马拉雅山向北都是高峰，很多山峰都远远超过我们的飞行高度，当时不是什么雷达控制(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雷达，但是性能非常不好)，飞行的定位，很多时候只能靠飞行员的经验和判断，飞机只能在山谷中穿行，山谷中气流变化非常快，稍不注意就会撞到山上。

　　如果飞机出现故障，即使飞行员跳伞都没有用，因为下面都是荒无人烟的大峡谷，跳了伞也无法生存。但那时候我们年轻，对自己的生命、身体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包括美国人在内，大家都有一个信念：赶快打败日本人，把日本人赶走了，就能够回家了。

　　我第一次飞驼峰的时候，还比较幸运，有一些老的飞行员带着我，我跟着他们飞了七个班次。然后才开始独立飞。很多新来的飞行员飞过一两个班次之后，就开始独立操作，太紧张了。那时候的口号就是“一滴汽油一滴血” 当时我们国家不能生产汽油，重庆的公共汽车烧木炭，有些有钱人的私家车能用上酒精就算是很不错的，只有军用汽车和首长的车才能用汽油，而这些汽油就只能通过驼峰航线来运输，偷盗汽油是要被枪毙的。

　　我曾经在机舱里拍摄过一张满载汽油的照片，当时一架飞机装24桶汽油，每桶是50加仑。我们飞机本身的耗油量是一小时两桶，一个来回飞行需要6到6个半小时，新飞机一小时需要80加仑，差一些的飞机需要100加仑，这样算下来，我们装回来20多桶汽油，在空中就要消耗10多桶，因此这条航线的运输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空中遇险

　　有一次我从印度起飞到达昆明，我的飞机有8个油箱，每个油箱可以装110加仑，装满880加仑。我们回程是3小时，经常用油量是280加仑，我们回到昆明还剩500多加仑，地面人员再从油箱中把油抽出来100多加仑，于是，飞机再用这剩下的400加仑汽油飞回印度，飞回印度的航线飞机会遇到顶头风，飞行时间会比来的时候长一些。

　　那天我刚刚飞过驼峰，突然得到信息，日本人正轰炸印度的机场，指挥台说我们不能降落。我们是运输机也没有武器，飞机只能在群山中兜圈子，等到30多分钟后，我的飞机油量已经不够了，只能迫降，当时的一点好处是印度北部全部都是茶园，比较平坦，我也做好了一切迫降准备。我还有一种选择是空中跳伞，但是这样一来，整个飞机都会损失，而一旦迫降成功的话，至少还能保存飞机的大部分零件。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接到机场通知，日本飞机走了，我们可以回机场降落，于是我又驾驶飞机朝机场飞，好在当时离机场已经不算太远，飞机勉勉强强飞到了跑道上空，在离地面6公尺的时候，螺旋桨彻底无法运转了，飞机直直地从空中摔了下来，幸亏是空飞机，受损没有那么严重。

　　这一次经历算是我在驼峰飞行中比较危险的一次，但比起其他牺牲的战友来说已经非常幸运了，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幸运星”。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员牺牲，所以对于伤亡大家都已经习惯甚至是麻木了。对于同伴的失事，我们在心里都会有些难过，但在战争环境下，同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根本无法考虑那么多，只想着能顺利完成任务，赶快赶走日本人。

　　由于日本人对这条航线骚扰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总部将飞行时间全部改为夜航。即使是这样，遭遇到敌机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有一次，我刚接到情报说有日机在此区域活动，就看见在飞机的左前方有个黑点。我对我们自己的航线很清楚，知道在那个方向不会有自己的飞机，刚好也是老天帮助，是个阴天，我驾驶飞机赶快钻到云层当中，在云里转了半天，出来再看，敌机已经不见了，总算又躲过一劫。

　　在驼峰航线，一共有几十个中国人，大家见面都很亲切，我的年纪很小，他们都叫我“小龙”或“龙仔”，但是很多战友还是在互不知道姓名的时候就牺牲了。

　　战争与浪漫

　　我们这些飞行员相比普通的老百姓条件要好得多，很多食品和生活用品都是从美国过来的，但也还是比较艰苦。平时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有一个军营里的俱乐部，每次飞行任务结束之后，到体检室，会给你发一杯酒作为完成任务的奖励。就是这杯酒吸引了很多人，也给危险而单调的飞行生活带来了一点乐趣，有些喜欢喝酒的战友即便不是自己的航班，也会跟着那些体检的人，顺便混一杯酒喝。

　　军营里不允许卖中国酒，因为医生认为白酒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因此很多美国兵偷偷跑到昆明城的酒馆里去买中国酒喝，很多人喝了中国白酒都会感觉头晕，像是听到了空袭警报的感觉，因此他们给中国酒起的名字就叫做“警报酒”。

　　当时每周星期六还会安排一个舞会，我就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是从上海逃难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做工。那天她借了朋友的一身衣服来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开了吉普车到西南联大去找她，才知道她身世也很坎坷，我们在三个月之后结婚，我才20岁。

　　1944年6月，我从运输大队调到轰炸大队，终于可以亲手驾驶飞机打击日本兵。那时候我们执行的任务是轰炸缅甸等地的军事目标。日本人已经将海军和空军的力量集中在南太平洋区域，缅甸上方的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盟军掌握，所以我们执行的轰炸也成为整个战场上最“舒服”的作战任务。

　　1945年8月，我和其他战友驾驶第一批盟军飞机降落在汉口。后来，我们又执行任务，将抓来的10名日本高级战犯押送到上海，那是1945年9月的事情。经过多年的抗争，抗战终于胜利了，这也是我那些年当中最高兴的日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