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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这40年:“文化复振”西藏传统的消失与复振

2005年09月15日 13:32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现代化所到之处,传统文化必有消弭——这在全球范围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海拔4000米的西藏。

  今天的西藏人,开始用洗衣机和搅拌机来打酥油茶;开始用汽车来实现牧场搬迁;拉萨的年轻人更多穿的是牛仔裤而不是藏袍,哈日哈韩泡酒吧唱卡拉OK,看上去他们和全国所有大城市人没什么区别……

  但也有人类学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文化复振运动”的概念,意思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未来不但不会衰落,反而可能有所复兴

  发展经济,还是保持文化传统?今天的西藏也面临这个问题

  “a——o——e”一个稚嫩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这面窗户,在山坡上露出半截,人只有趴下身子,才可以透过缭绕的香火看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宫殿的后室。

  这里是拉萨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寺庙依山而建,山坡上错落着大大小小的殿宇。下了山坡,走进幽深的大殿,殿里,三面墙上都是佛像,数不清的酥油灯静谧地跳跃着。大殿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位喇嘛在低声诵经,不远处的观音佛像下,两个孩子手里托着一本书并排坐着,稍大一点的男孩正在教比他小的男孩子读拼音。

  显然,这是一对兄弟。大一点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把记者带到殿宇的后室,里面盘腿坐着一位年轻的喇嘛,他说“这是我舅舅”。他用铅笔很工整地写道:我叫格念旦增,拉萨师范附小三年级三班的学生。

  说话间,在一边俯身良久的年轻喇嘛将自己写的藏语句子交给格念旦增,让他照着去抄写。简短的交流中,格念旦增成了记者和这位喇嘛的翻译。

  “学会汉语就相当于搞到了全国粮票”

  和格念旦增一样,新一代的西藏孩子,只要读过书,基本上都会两种语言:藏语和汉语。

  就在记者邂逅格念旦增的时候,来自内地12所初中西藏班、11所高中西藏班、两所中专院校的负责人和学生代表,飞赴拉萨,参加内地西藏班(校)办学20周年的座谈会。

  官方数据表明,从1985年9月,1300余名西藏小学毕业生进入内地西藏班(校)开始,到2005年8月,内地西藏班累计招收初中生29000余名,中专、中师、高中生21000名;内地高校招收西藏本、专科生6500余名。

  在西藏,许多人家都以孩子能考取内地的西藏中学为荣。在西藏电视台工作的多吉家的孩子今年考取了北京的西藏中学,孩子开学前,他连续十多天精心筹备家庭欢畅会——在拉萨,这种欢畅会规模大一点的,在院子里摆七八十桌酒席,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打麻将。

  汉式教育在西藏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的时代。

  自治区政府前副主席龚达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民党执政时期,在西藏的回族人学汉语的特别多,藏族人也有,但不是很多,当时的西藏教育还很落后。1965年自治区政府成立后,藏汉双语教育全面推行,通常是小学3年级前学藏语,3年级后汉藏语都学。

  1987年,自治区人大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随后又颁布了这一规定的实施细则,强调重视学习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

  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认识到,不学汉语就没法考内地的大学,也不方便去内地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学会汉语就相当于搞到了全国粮票”。汉语的学习高潮此时出现了。

  今年17岁的单增克珠,是堆龙德庆县郎嘎村人。由于小学阶段的学费全免,家里姐弟三人都上了学,都会说汉藏两种语言。现在他的姐姐是拉萨市的化妆品销售员,妹妹正在拉萨第二高级中学读高中。

  单增克珠从堆龙中学毕业以后,考上了一所拉萨财经学校(中专),由于无法承受一年3000多元的学费,一年后退学了。尽管如此,在择业时,他仍有了一定的优势,今年4月,他家所属的东嘎镇镇政府在搞桑木村民俗旅游项目时,要普通话比较流利的人当导游,他被选中了,每月有450元的工资。

  当了导游后,第一次接待的游客是20多名湖南客人,单增克珠表现得有些害羞紧张,说完了就觉得有说错了的感觉。他介绍青稞酒时,把“三口一杯”说成“三杯一口”,把客人吓坏了。

  他说,后来在和外界的接触中,逐渐得到了锻炼,他模仿客人们说话,也效仿他们穿衣服。现在,做导游时,他的上身穿着藏服,下身穿的却是牛仔裤。

  近代藏族人始终有着改良教育的想法。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派出4名学生去英国接受西方教育,也曾尝试办西式学校,但当时那种试验性的教育并没有促进西藏社会的整体教育。

  随着汉语的推广,内地和藏区的经济文化出现了多元化的交流渠道。许多藏族家长说,从内地西藏中学读书回来后,孩子比周围的同龄人以及一些大人都显得“成熟聪明”;而西藏也由此打开了通往内地的大门,并形成一系列的“西藏热”现象——藏医热,藏画热等。

  当人们开始用洗衣机打酥油茶……

  现代化所到之处,传统文化必有消弭的状况,这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从姓氏上说,以前,只有占西藏总人口5%的贵族和高僧活佛才有姓氏,95%的普通民众只有名字没有姓氏。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说,当时姓氏是一种特权,一些姓氏是庄园的名称,没有庄园的大多数,当然也就没有姓氏权。

  后来的问题是,由于很多人没有姓氏,加之藏人喜欢用一些吉祥的符号来命名,重名很多,所以很多藏族人开始寻找姓氏,用来显示自己和别人不同,有的人把出生地当作姓,有的人把父辈名字的缩写当作姓。

  从没有姓氏的大多数,到个性化的新姓氏的增多,折射出西藏新一代人与上辈人不同的身份变化。而姓氏只是这种变化中的一个符号,西藏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完成着当代人个性气质的形成。

  《西藏地方志·民俗志》主编张宗显说,民俗不像别的东西,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因而通常它的变迁也很慢,但西藏的一些民俗比以往时期要变化得快。

  喝酥油茶是西藏社会千百年来的习惯,制作酥油茶的工具一直沿用一个长型的圆筒,在最近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这个圆筒却基本变成了展览品。

  起初寺院里每天早上打酥油茶时,因为僧人众多,感觉颇费时力,于是有人洗衣服时灵机一动,把酥油放在洗衣机里搅拌,所以,洗衣机成了寺院里打酥油茶的工具。这种做法又传到世俗人家,每当家里婚丧嫁娶要请很多人吃饭时,就用洗衣机打酥油茶。

  后来,内地传来的搅拌机出现了,人们打酥油茶时便用搅拌机替代了洗衣机。

  酥油茶筒仅仅是藏民日常生活的一个工具,随着诸如此类的大小工具的消失,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文明也随之在消逝。

  去年和今年,张宗显在牧区和农区分别选了一个点进行观察。

  按传统,牧民每年要在春夏时节把牛从南边赶到北边,一般会到海拔高度和雪线交界地方的草场,放牧两个月,直到秋天才返回来,其目的,一是“逐水草而居”,二是把冬天居住地方的草场留下来备初春之用——每到春天,母牛要生产小牛,体弱,加之气温寒冷,必须有足够的草场保障。

  上世纪70年代,政府曾一度提倡让牧民盖房子定居,不希望牧民游牧。就在那些年的冬天发生了很多次雪灾,往往是一下大雪,因为没有草吃,牛羊就死一大批。后来,这种政策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没起作用。

  今年,张宗显在他选的牧区点巴清县本塔乡看到的情况是,牧民已经定居了。他们盖了自己的房子,把粮食和衣服以及佛龛都放进房子里,此时,他们会联合几家人,每家派一个代表,把不用挤奶的牛赶到另外的草场,到秋天才回来。而更多的人则留在家里。

  张宗显的女儿在那曲尼玛县工作,前不久,她打电话给父亲说,“这里政府给牧民补贴5万元,让他们搬到马路边上的房子里,你要来看的话尽快,再过几年,游牧民俗就没有了。”

  《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主编嘉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四年前,他去那木措湖地区出差,正好看见那里的牧民准备把牛羊赶到夏季牧场去,成片的牛羊散落在草原上前行,很壮观,牧人走得非常慢,大约3天才走10公里。去年同一时节,他和朋友再次去那木措湖,却发现这里的人全部买了汽车。游牧的方式是,先用汽车花半天时间把帐篷等生活工具搬迁到目的地,第二天再返回来赶牛羊。牧民游牧的仪式感已经荡然无存。

  年轻的导游单增克珠说,他平时不穿藏袍,嫌麻烦,怕被人笑话,只有过藏历年才会穿,藏历年一过,就脱掉了。现在把拉萨的年轻人和大城市人放在一起,看上去基本没什么区别了,这里的孩子们穿衣打扮也非常时尚,也唱汉语流行歌曲,也有哈日哈韩的,也泡酒吧唱卡拉OK;当然,还有一个现象是,比起长辈,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太热衷于参加寺院的仪式了。而且,他们也不再爱玩传统的藏族游戏,如投石头(竞技项目),投羊关节等,他们喜欢的是踢足球,扑克牌和麻将很流行,扑克前年流行“扎金花”,今年都在“斗地主”。

  过去,由于传统的信教习惯,西藏人很少杀生,加之物资交流的机会极少,即使拿着钱也没地方买东西。所以,一些人家养了很多牛羊,也不卖也不杀,赶着它们游牧,觉得这是财富的展示。当时,牛肉以自足为主,牧区市面上牛肉的价格一斤只有3毛钱。

  现在,西藏的牛肉完全市场化,贵到了18元一斤,当地人把牦牛肉加工后,远销到国内外。

  “文化复振”

  据张宗显说,前几年,西藏曾派一些干部去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学习,也去香港参观。这些干部回来后激动地说,再过几年,我们要把拉萨建设成和北京、香港一样。“我们作为文化人感觉恐慌,那么多人来看西藏,就是看西藏文化的。如果和内地一个样,还有什么好看的?”张宗显说。

  到底要突出发展经济,还是保持文化传统?这两种观点的碰撞,是发生在中国所有人文风光旅游地市场化开发过程中的。但即使是持有保护当地文化生态的观点的后一种人,其潜台词中也有一句“为旅游经济服务”——保留传统文化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和内地一样,比如北京,许多人痛心把四合院拆了,西藏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日喀则专门搞了藏风格的民族街,尽管是仿古,但至少说明“很多人有了这个意愿”,《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说。

  用嘉措的说法,在旅游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在西藏,一些行将消失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及时的保护或再开发。比如,北京中国藏学中心,把《大藏经》印成装订得很精美(校勘)的书,定价高达1万多元,但销量很好。随着旅游热,藏民把记忆中的一些藏族传统又拿出来,比如服饰和民间歌舞。

  官方在这方面做的事,是保护传统文化的 “10大集成” 工程,包括“民间故事集成”、“民俗谚语集成”、“民间歌谣集成”等,这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对西藏文化的大搜集整理,历时10年,上千人参与,国家投入了3.3亿。

  但也有些西藏民间文化以神秘的力量流传不止。现在,一个叫玉梅的妇女,虽然没文凭,但在西藏社科院上班并享受着专家待遇,她的任务就是在自己觉得进入状态的时候对着录音机唱《格萨尔王》,有一些专家整理她的唱词。

  《格萨尔王》比《荷马史诗》还长,据说,昌都地区发现了会唱《格萨尔王》100多部的年龄最小的一个年轻人。他才18岁,没上过学,他父母亲戚中没有任何人会唱,而《格萨尔王》全是古文,还有许多修辞手法,而他唱出来还要专家翻译。

  在谈到这个现象时,《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说,这是个谜,直到目前都无法解释,由此可见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生命力。

  以前,西藏唐卡只有少数高僧或者有学问的人才画。所谓唐卡,是藏族人在去世后,请喇嘛做49天法事,之后家里要把他生前的所有照片和画像烧掉,以后再提起他也不能说他的名字,只能说“那个过去的人”。在喇嘛做法事超度后,把他皈依到了某个佛下面,然后就请一张这个佛的唐卡留给这个家庭。

  如今,市场上开始炒唐卡,那些有才华的活佛或喇嘛们画的唐卡被当作收藏品。据说,一张早期的西藏唐卡精品,刚开始是在尼泊尔炒,后来炒到了北京,被一个美国人以600万美元买走了。高价之下,必有勇夫,现在市面上的唐卡稍微像样一点的一般要三四千元,画唐卡的人也越来越多。

  许多画唐卡的人被归入西藏画派,而在绘画界,西藏画派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他们既继承了西藏传统的绘画方式,又融汇了现代技法。

  在藏族传统中,牧民没有固定的房子,所以他们往往把全部的财产带到身上,在赛马节上,他们会佩戴最好的首饰和穿最漂亮的衣服。而今天,牧民们还会把城里人觉得太花的衣服穿在身上,只要他们觉得好看。他们也买录音机,既听藏族歌,也听迈克尔·杰克逊。手提录音机边走边听,成为今天西藏赛马节上的一景。

  按照人类学的通常理论,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等必然会让传统社会走向世俗化,但也有人类学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文化复振运动”的概念,意思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不但不会衰落,反而会有所复兴。(感谢堆龙德庆县委办公室洛次对此部分采访的翻译帮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李径宇 唐磊)

 
编辑:邱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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