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闽商在历史上的几次活跃期

　　1、宋元时期闽商出现第一次高峰

　　当时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带经商，这个时期的闽商与外来商人结合在一起，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泉州的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十分发达是大家所知道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宋代古船是当时闽商兴盛的见证，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风石刻则是当时航运业发达的见证。至少在宋代，闽人已完全掌握海上安全航行的各种技术。每年选择在北风南吹的秋季下南洋，选择在来年暖风北吹的春季归来。在这两个季节，海面平静，风顺帆鼓，根据星象确定航向，商船往返安全系数很高。南宋时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带动闽北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建阳麻沙曾是当时全国的印刷出版业中心，现在图书馆藏的宋版书中还有很多麻沙版的图书。德化的瓷器，漳州的年画在宋代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宋元时期中国三大外销商品丝绸、瓷器和茶叶，其中后两种商品大量产自福建。

　　2、明代是福建海商的全盛期

　　明清时期是闽商的又一次活跃期，主要是航海业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郑和下西洋的海上通道主要是由闽人用生命开辟出来的。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相当部分海船是在福建制造的，许多船员都是闽籍人士。明代是以海商为主体的闽商全盛期，明末清初的郑氏航海集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一个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郑氏父子反清，清代以来史书多称郑芝龙为海盗，其实郑氏集团主要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为保护商船并拥有海上武装力量。郑成功后来之所以可以成就一番伟业，背后是其家族财力的支持。

　　从史书上可以找到许多明清时期闽商在内地从事商贸活动的信息。

　　《天工开物》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闽中一有兵变，上海的纸价就立刻飞涨。足见明清之际，上海所用的纸，主要是靠福建供给。

　　明代王世懋有如下描述：“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从明代中叶起，福建开始缺粮，入清以后更加严重。“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即两湖)。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州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运往福建，故岁虽频而米价不腾。”

　　清朝初年，中央朝廷一度实行禁海令，控制着东南沿海制海权的福建海商受到严重打击。1684年(即康熙23年)，清政府发布“展海令”，正式解除海禁，但元气大伤的福建海商，在经营范围和活动能力方面与明代相比已显颓势。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闽商在上海的商业活动依然十分活跃，在上海的闽籍人口高达6万，位居上海外籍人士前列。清代中后期以降，福建海商走向衰败。由于外国轮船进入，大批福建籍水手失业，海商是福建商帮中的主体，从此福建商帮在国内风光不再。粤商和后来居上的浙江商帮兴起，取代了闽商原来航运业中心的位置。

　　3、近一百五十年来闽商在海外得到蓬勃发展

　　在本地闽商走向衰落之时，另一支闽商队伍在南洋各地悄然崛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福建先民移居南洋，他们中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漂洋过海到异域他乡充当苦力，只是谋求温饱。其中有一些人苦心经营，从小本生意做起，成为富甲一方的成功企业家。

　　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华人1100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120多万人，闽籍台胞900万人。这些闽籍乡亲资产存量估计超过3000亿美元。

　　从19世纪末至今这100多年间，闽商帮中涌出一大批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其中有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有东南亚首富、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被称为“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被誉为“世界糖王”、后因香格里拉酒店而闻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总裁郭鹤年，世界福州十邑同乡联谊总会会长、被誉为“船王”、“木材之王”的黄双安，菲律宾商联总会永远名誉主席、人称“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的陈永栽，在东南亚有“水泥大王”、“面粉大王”之称，在国内又被誉为“地产大王”的林文镜等。

　　称闽商帮是海外华商的第一商帮并不为过。据《亚洲周刊》公布的“2003年度国际华商500强”显示，除台湾企业之外，264家华商企业中，闽商有101家，其中东南亚国家83家，香港地区18家，累计资产达2560.1亿美元，分占上榜企业数和资产总额的39.9%和36.8%。

　　海外华商大多数已加入当地国籍，他们创造的财富是当地的财富，他们的商业才智创造了当地经济繁荣。我们分享的是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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