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赵 炜：我的西花厅岁月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如此。
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计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工作人员总是想方设法让他多一些休息和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有时周六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席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
革命夫妻的爱情传奇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邓颖超回忆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向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开国总理的家庭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一动不动，没有反应，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非常岁月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赵炜说，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敬而远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来身边的一个护士长，一听要调自己过去，护士不情愿地哭起来。到了“江办”，一位同志看到她在哭，特地叮嘱:“别哭，赶紧把脸洗洗，一定要用凉水洗！”护士也只能言听计从。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这么凉！”马上把护士退回周办。现在想起来，赵炜揣测一定是江青身边那位善良的同志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在那样的年月，这样的细节总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9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1971年9月12日，谁也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天将要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叛逃事件”。下午5点准备离家去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显得精神充足。出门时邓颖超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周恩来含笑答应:“你放心吧！”这天晚上，周恩来没有回家，工作人员奇怪，邓颖超也奇怪，“连续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比较少见”。第二天下午，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语气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值班人员听得一头雾水。
9月14日下午，主管警卫的杨德中受周恩来之托，来到西花厅找邓颖超交待一些事情。“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待我，让警卫把大门关上，只有总理回来才可以开，其他任何人都走小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赵炜回忆，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状态也很少见:既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15日下午 16点多，当周恩来在门口出现时，一直在等他的邓颖超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周恩来掩饰不住的疲惫，老两口进了总理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听到大姐劝总理好好睡一觉，而总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赵炜回忆。
诀别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人员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小高(高振普)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危急，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但赵炜想，该给邓大姐一点预示，在车上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这个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以后每年立秋，赵炜都拿出来晾晒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邓颖超看到，“她说，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得不错。我死后就要用这个骨灰盒。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在这儿听着，赵炜要是不同意，你们也要提醒她。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和总理合葬？她说没这个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文／李菁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