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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英文简称。虽然日本向中国提供ODA有某种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受害国却放弃政府索赔的“回报”因素,但ODA是以两国经济协议方式达成的,它不是战争赔偿的“替代物”。无论从数量还是从道义上讲,都不应该简单地把ODA理解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何况其数额也不足以作为战争赔偿。不可否认,ODA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很大帮助作用,但这也为日本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日本拿ODA作为对华关系的筹码是非常错误的
最近,日本外务省决定推迟原定三月末举行的二○○五年度对华日元贷款内阁议定程序,并表示,视中国今后对东海问题的态度再作定夺。这表明,日本有意把政府开发援助(ODA)作为要胁中国的手段和对华外交筹码。近年来,中日之间围绕ODA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日本提出了种种说辞,不仅大幅削减了对华援助数额,而且对华援助条件和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当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尤其是当日本对华外交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日本拿ODA做文章,受损的不仅仅是中国,也有日本。
ODA曾是中日友好的象征
ODA是通过日本政府渠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一种方式,也是日本推进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日本的ODA由无偿资金援助、技术合作援助、向联合国各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等出资及政府贷款构成。一九五四年日本开始实施政府开发援助,此后不断扩大规模,并于一九八九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援助国。战后日本的对外援助事业之所以迅速发展,原因有多方面,一是日本是个资源短缺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能源对于日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二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亚洲国家实施援助,可以通过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扩大日本的产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三是通过政府援助,可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目前接受日本ODA的对象国已经超过150多个。
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是在国际环境不断演变、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两国经贸关系也从以往的“半民半官”转变为“官民并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对日本的大型成套设备需求量迅速扩大,但是支付能力明显不足。日本对华ODA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九七九年底,日本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及中国同意接受日本贷款,标志着中日经济关系进入了“官方主导,以官促民”的新阶段。
日本政府对华经济援助,即对华ODA,不同于一般性的商业贷款。一是它属于政府行为,系政府贷款。与民间银行企业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业利益而提供的贷款不同,它体现着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二是它属于低息、长期贷款,其贷款条件比商业贷款优惠。不过,日本的ODA采取申请方式,即先由受援对象国提出申请,然后由日本国会负责审议。以前对华ODA是每5年审定一次,二○○○年以后改为每年审定一次。
从日本向中国提供ODA,到目前为此,日本向中国提供贷款协议总额达300多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官方援助总额的60%。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自日本的ODA资金,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40%。客观地讲,日本提供的贷款,主要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医疗、教育以及农村开发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大秦铁路、南昆铁路电气化改造、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扩建,以及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等项目。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实施对华ODA,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难题。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日本有意抬高ODA“门槛儿”
日本对华援助政策,既受各个时期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日本国家战略的左右。上世纪年代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和日美关系的相应调整,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逐渐开始把对华ODA与政治挂钩。最明显的就是,一九九一年四月海部首相提出了“援助四原则”,即日本在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时,要考虑受援国的军事支出、武器开发和制造、武器出口、基本人权和民主化等情况。一九九二年宫泽内阁制定了《ODA大纲》,增添了许多限制条件,其中许多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国。由此,日本对华ODA政策正式发生了变化。一九九五年,日本曾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冻结了大部分的对华无偿援助,同时在对华贷款问题上也大做文章,致使第四批日元贷款迟迟得不到落实。
另外,日本在对华援助项目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当初以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转到以环境保护、农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这种变化,既有日本对外援助理念上的转变,也有平息国内舆论方面的考虑。日本修改对华援助的主要依据,首先,日本怀疑把ODA资金用于军事领域,认为对华ODA间接地增强了中国军事实力。其次,认为中国对日本提供的援助只字不提,或者宣传力度不够,百姓对日本的正面看法没有明显改变。再次,认为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不符合日本的初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开始感到对华提供援助越来越不是滋味儿,多次声称终止ODA。因此,近几年来中国在日本对外援助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
ODA不是“免费午餐”
对于ODA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作用和性质,向来争议较多。在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初期,两国民众都能正面评价ODA的积极作用。从历史背景上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值中日恢复邦交不久,一些对华好友人士、日本财界对推动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援助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众所周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然而中国却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对此,当时日本政府也曾表示,中国是被害国,却放弃了索赔权,日本应坦率地予以评价。所以,当初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ODA,不能否认具有某种程度的回报心理,也不能否认对华ODA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相互关系。不过,ODA是以两国经济合作协议方式达成的,它不是战争赔偿的“替代物”。况且,无论从数量还是从道义上讲,都不应该简单地把ODA理解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何况其数额也不足以作为战争赔偿。
从客观效果看,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当中,绝大部分属于长期低息贷款,对华无偿援助只占一小部分数额,大部分需要还本付息。日本向中国提供ODA的最初10年,中国只付息无须还本金,这期间中国向日本支付利息约1982.06亿日元。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就进入贷款偿还高峰期。受九十年代中期日元升值影响,中国折合成美元的债务负担大大增加。
另外,中国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改进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同时也为日本商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开拓了道路。从二○○二年开始,日本对华贸易转为顺差,并通过对华出口和生产基地的转移,使日本一些面临倒闭的中小企业在中国重焕生机。所以ODA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中国,日本自己也是。近来,日本一些政客不负责地声称,日本对华援助是一种“浪费”,只会助长中国的军事大国化,甚至要求取消对华援助。尽管这种声音不代表日本社会主流,但它不仅会冲淡中日经贸合作的友好历史,也会对未来两国经贸合作造成负面影响。
如何使对华ODA“善终”
去年,中日两国政府已经就结束ODA时机问题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希望日本对华援助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收场。诚然,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昔日可比,如今的中日关系也不同于中日恢复邦交初期。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增强,但中国许多地区还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尤其是农村的收入还很低,地区之间的差异还很大。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不需要引进外资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人口、交通、能源、生态环境等许多问题。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大量吸引外资,也需要包括与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经济合作。虽然,日本表示国家财政困难,但日本对外经济援助总额并没有明显减少,相反对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援助却不断上升。
日本向中国提供ODA,如今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这20多年也是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集中时段。可以说,在日本ODA的众多受援国当中,无论对资金的运用,还是偿还能力,中国都是最好的。在社会效果上,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日本对华提供ODA都给予充分肯定。例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外宾休息室里,挂着一幅醒目的日本画家作品,以纪念工程建设中的日元贷款。近年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东海问题不时对中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国民间的相互感情也呈现冷淡趋势。惟其如此,ODA更应该成为减少或抑制中日政治摩擦、增进双方相互理解与信赖的积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恰如其分地认识和评价日本的对华ODA,使之更好发挥推动中日友好合作,是中日双方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即使有一天,日本不再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ODA也应成为中日关系历史上闪光的一页,而不应该成为对华外交的“筹码”。 (摘自香港紫荆杂志;作者:王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