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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大陆工作而使用中文的外籍记者，与家乡的“差距感”除了采访空间的松紧不同外，另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文字。这还不是指使用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差异，而是大陆独有的文风特色。

　　根据董桥先生的观察，中共建政初期大量翻译马列及苏联和西方的书籍，在过程中培植出陌生而又新鲜的中文肌理。由于把“国营”概念也引入翻译工作中，产品形成固定的一套规格，民众耳濡目染，自然衍生出一股“进步”的语文风气。

　　他认为，这种写作思维方式摆脱了传统中文的绳墨，引申出多样而丰富的新词汇，甚至改变了不少中文字的固有意义。“这种文字写出来的文章，只要内容扎实、跳出八股框框，泰半都大为可观。”

　　初来乍到的境外华人，在大陆听官员讲话或阅读官方报纸的文章，确实会产生这种“陌生而又新鲜”的感觉；新加坡报社的同事在摘取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时，也经常必须动手改写，转化为符合新加坡读者阅读习惯的表达方式。

　　对于“产品形成固定的一套规格”之观察多有体会。无论是会议发言、电视新闻播报员念的稿子、官员演讲或报刊社论，经常会碰到一些规格文字。

　　这种文字的特色在于排比整齐，含义正面，形容词多如牛毛，使用得当简练干净，但僵化后就沦为没有营养的原则性表述，远看似冠冕堂皇，近观则陈腔滥调，苍白空泛且毫无内容。

　　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排除干扰，全力攻坚”、“依法行政，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官员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实况，听到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似曾相识；但仔细想想也不足为奇，毕竟这些规格产品的特性正是“放之四海皆准”，哪一个场合都适用。

　　官方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政治高度看待，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

　　毛泽东很早就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人民日报》2004年的一篇署名文章也认为，领导机关的文件和领导干部的文章讲话，是“统一思想认识、加强部署协调、指导工作落实的基本工具，政治性、指导性极强。从这个意义上讲，端正文风不仅仅是咬文嚼字，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

　　文章要求“同不良文风作坚决的斗争”，并典型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形容文风不正的情况包括“冗长拖沓，长篇大论；华而不实，乱造概念；弄虚作假，内容失实；僵化刻板，千篇一律；故弄玄虚，虚张声势；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等等。文章警告：“凡此种种，误国误民，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