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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49件意见的背后，是一场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其程度甚至胜过去年沸沸扬扬的《物权法(草案)》

　　“作为资方的代表，该说的我已经都说完了。下面就看决策者的抉择了。”5月底的一个午后，品茶的同时，中美商会会员、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建军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前的3月20日～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共收到191849件意见。这个数字在新中国立法史中位列第二，排名第一的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五四宪法”。

　　191849件意见的背后，是一场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其程度甚至胜过去年沸沸扬扬的《物权法(草案)》。在这一个月以及其后的日子里，劳资双方及其代言人、相关部门及其代言人并未如马建军所说偃旗息鼓，各自继续在为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持续交锋。各方的视力所及，都盯上了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二读”。

　　资方要“撤资”？

　　各方博弈过程中掀起的最大一场风波是“撤资风波”。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描述，4月23日，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上，时近中午，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要求发言，徐这样表述：“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该协会代表54家企业，拥有26万职工。

　　《21世纪经济报道》称，“此语一出，会场一片哗然”。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劳动合同法(草案)》起草者之一、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和草案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对本刊表示。他们的这一回应，代表了绝大多数网民的意见。

　　随后，徐女士通过朋友向本刊表示，她没有说过“撤资”，只是对草案提出了一些理念上的不同看法。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的组织者也给本刊发来一段现场的视频，也许是视频声音不够清晰，记者的确没有听到徐说到“撤资”二字。

　　然而，常凯和郭军说：“‘撤资’这两个字，如果没有说出来，别人可不容易编出来，会场上那么多人呢。”随后，常凯的师弟、两位学者都向记者证实，“撤资”说法属实。

　　显然，资方的这一立场，有其利益上的考量，例如，草案对劳动派遣方面的高标准规定就压缩了资方的利润空间，但据本刊了解，包括中美商会在内的外资方面由于多年来执行《劳动法》相对规范，《劳动合同法(草案)》适当在劳动派遣方面提高标准并不是资方最在意之处。他们最在意的，是草案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做出规定。马建军说：“看到这一条款，我们这些人都快昏过去了。”

　　一位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告诉本刊，这无疑与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股东(老板)作为公司的所有者，毫无疑问享有该项最高权力，但在草案中，公司最高权力已转入职代会和工会手中。因此，即使是持有劳方立场的学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这一规定“荒谬”，是在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

　　“但最荒谬的也是最容易修正的”，常凯说，“我对这一条款在8月份的‘二读’上获得修正表示乐观。”

　　那么，资方何以在放出“撤资”的说法之后有所回收？

　　一家电器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对本刊承认，即使这部草案就这么通过，外资也不会因为这部草案而撤资，“资本的转移是以利润为风向标的，在目前的中国，把劳动保护标准升高一些，绝大多数外资仍然会觉得还是留在中国最划算”。同时，作为徐女士的朋友，他也承认，如果徐说出了“撤资”这番话，“是威胁，很不妥，没有经过我们人力资源协会的授权不可以这样说”。

　　马建军的表述则更为直接：没有哪个企业希望和政府对抗，向政府发出要挟。中美商会中的个人冲动代表不了中美商会。长达42页的代表中美商会意见的意见书，早已上呈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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