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霸权思维仍在碳框架体系中延续,历次气候峰会都会变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难或转嫁责任的平台,而今在碳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来都是“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责任”的“不对等”。
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来依靠大量碳排放拉动的工业增长,是目前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自1950年以来,全球碳排放增长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发达国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严重消耗了生态资源。发达国家10亿人口的消费就消耗了全球32%的能源,其中,仅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就占到世界全部生态足迹近一半,属于“生态赤字”国家,但发达国家从未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愿在碳减排资金与技术转让上给予发展中国家有效的支持,而今在坎昆会议上,日本甚至彻底抛开缔约方的立场于不顾,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减排期,成为阻碍谈判进程的“最大搅局者”。
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当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承担了全球减排的大部分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反而被发达国家制造的种种“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所包围,这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又一表现。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气候峰会的结果如何,今后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碳汇率、碳减排配额及分配等都会与碳减排信用体系高度联系起来,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进而加大新的不可预知的风险。为此,中国应加紧制定应对全球碳权体系的发展战略与框架,积极争取发展低碳经济的主动权,推动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碳减排新格局。( 张茉楠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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