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德：虽然邓丽君的歌曲也有不健康的，但总的来说是好的，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她的很多歌有思想、有情怀，像《小城故事》我就很喜欢。
1992年，刘忠德刚上任文化部长，他就想作出努力：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
记者：为什么没有来？
刘忠德：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可刚决定没几天，报纸上登了则消息，说她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却在1995年5月8日猝死于泰国。
记者：你不觉得遗憾吗？
刘忠德：这是我当文化部长时的遗憾之一，没有来大陆，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
记者：如果她没去世，她就会到大陆来吧？您是不是要见她？您要是见她，会对她说什么？
刘忠德：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让她来大陆开演唱会的话，我自己也会招来很多非议，但是如果我不“拍板”，一级级向上请示，估计没有谁敢做决定。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认定了就不怕别人怎么说。
刘认为，自己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提起“担当”，刘忠德又提起了1998年9月，歌剧《图兰朵》在太庙的上演。
记者：在太庙这样的地方上演，应该要担一些风险的。
刘忠德：那当然。《图兰朵》在太庙上演，如果一个烟头把太庙烧了，谁负责？《图兰朵》的指挥是印度人梅塔，是世界三大指挥家之一。为了能在太庙演《图兰朵》，梅塔找了我三次，前两次，我都没答应。第三次他说，他非常爱中国，当年周恩来总理到印度访问，他在街头举着中国国旗欢迎周总理，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让中国故事《图兰朵》在中国的太庙上演。他把我说动了。我说：行，如果发生什么事由我负责。
刘忠德是这么评价文化部部长的：作为一国文化部的领导，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立场要鲜明。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有许多优点”
在刘忠德的文化价值判断里，爱国爱党是极其重要的元素。依此标准，作为一名观众，刘忠德认为电影《红高粱》里酿酒时撒尿的情节就是不可取的。
电影《红高粱》的导演是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而张的很多早期作品曾被一些人指责为对“落后中国”的渲染。
记者：为什么不可取？
刘忠德：中国没这么落后，《红高粱》的一些情节客观上满足了某些人对中国的想象。但这部电影的摄影艺术在我看来是第一流的。
而陈凯歌作品《霸王别姬》中的部分内容也有类似“缺陷”。《霸王别姬》中对京剧表演者悲惨命运和对同性恋的描述，刘忠德认为“不可取”。
刘忠德：《霸王别姬》在国外得了奖，和《红高粱》类似，这个片子在客观上，也迎合了一些人对“落后中国”的想象，片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日本侵略者比共产党还爱京剧，另外，片中还有大段大段的同性恋内容。但他得奖了，如果国内不能播映，就成大新闻了。要播就得改，我看了五遍才想到怎么改，其中演员自杀的情节对社会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我把它改成剧中人自杀，两秒钟就解决了，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改了之后完全是两种影响。
刘忠德还提起了上世纪90年代一部叫《年轮》的电视剧。该剧描写了东北某地几个知青的聚散离合，在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知青前往原先下放的农村追寻那段岁月。
刘忠德：我认为主流是好的，但也指出他们的不足，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评“五个一”工程那年，文艺局很为难，因为有的同志说《年轮》是伤痕文学，不好。后来就没有参评，飞天奖也没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春节晚会上，经常能看到你的影子，春晚的节目你审得严吗？
刘忠德：赵本山曾演过一个小品，就是一串王八蛋的那个，开始是讽刺乡长大吃大喝。我看了三四遍，觉得这个节目需要改，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我就找赵本山，他很紧张，他说要是给毙了，以后还怎么吃这碗饭？我就帮他改，改了三四遍才改好。
记者：刚才说起电影，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导演？
刘忠德：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虽然社会上说法不一，但我认为他们还是有许多优点的。老导演有老导演的优势，但是第五代第六代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思想敏捷，有新意。有一年我们搞歌剧《图兰朵》，请张艺谋做导演，他弄了两个活动的亭子，把死的场景搞活了，很有新意。
记者：《无极》呢？
刘忠德：听说电影《无极》投资很大，出来的效果和这个耗费不相称。我认为，这些电影有缺点我们指出来就是了，没必要一棍子打死，这是最起码的修养。
在任期间，刘忠德参与审查过每部在中国市场上放映的外国电影。
刘忠德：当时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就说了两句话。第一，男人看战争中的女人，女人更伟大；第二，女人看战争，更残酷。
而这部电影一开头有个场景，女战士们在河边洗澡。
刘忠德：后来都被剪掉了，我当时就说，要是作者知道会不同意的，那是作者认为战争毁掉了最美好的东西，却被当淫秽镜头剪掉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在中国大陆上映，审片时，刘忠德说的三句话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愣住了。
刘忠德：第一句，人生是不可捉摸的，就像那个羽毛和风一样，不知道飘到哪儿吹到哪儿；第二句，人生是命里注定，好像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说完这句，所有的人都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第三句出来，他们都明白了。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不坚强就活不成。
“人生必须坚强”
“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说这话，刘忠德有感而发。在他所坚持的文化导向中，有两个关键词：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刘忠德几次提到自己在解放前的经历。很动情。
《悲怆的黎明》是刘忠德的作品，讲述了一群东北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奔赴战场，最终只有一人幸存。故事中惟一幸存者林梅的原型就是刘忠德。
刘忠德：我们都是从革命年代过来的，都是革命后代，我出生在东北，父辈1945年参加革命。我受父辈的影响很大，1948年参军，当时，我们几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奔赴战场，可最后就剩我一人回来了，你想想，当时有多痛苦！
刘忠德经常说，自己这代人对党、对国家的感情极为深厚。
记者：你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吗？
刘忠德：我就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才入的党，共产党是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但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有的人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没有读懂，还大谈马克思主义，是很可笑的。马克思主义伟大到什么地方？资本论，剩余价值那是科学。不久前，英国有个媒体搞了个民意测验，世界第一伟人是谁，很多人投票赞成马克思。他是第一伟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说的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记者：你如何让孩子们也信仰共产主义？
刘忠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领导力量，只有她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要让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打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其中，要让年轻人清楚，党是什么样的组织，还要让他们了解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等等。我们现在做了几件事，我们向北京市幼儿园捐赠《党的知识(幼儿版)》，这个书挺有意思，目的是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党是怎么回事，党旗象征什么，党是哪年诞生的等等。
“最讨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
在任内，刘忠德是个强硬派，港台歌星占领荧屏的趋势被止住了，他手握行政令箭，开始文化体制改革。
刘忠德：1992年上任时，国内歌剧演艺市场处于难以想象的低潮。有一次我去某个城市考察工作，得知“一场歌剧，台上一百多人，台下只有七个人”。
使他下决心“抓”歌剧的是另外一件事。国内一位著名演员哭着说：“刘部长，我已经有八年没有演过歌剧了，您要抓一抓歌剧啊！”
刘忠德：我一听，八年啊，八年可以造就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也可以毁掉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我就找本子，但看了20多个本子，没有一个我喜欢的，于是我就自己写，可写歌剧是艺术，不是谁都能做的，但我的脾气是话说了就要做，我就下决心去学习。为了写我第一部歌剧《悲怆的黎明》，我把艺术学院的歌剧教材通读一遍，学完了之后，又有生活体验，这才写出来。
在夫人的协助下，刘忠德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一个月写就《悲怆的黎明》，之后，剧本被搬上舞台，在北京和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上演了30多场，“场场爆满”。
但是，让这个老文化部长感到无奈的是，他自己很受感动并自认艺术价值很高的一些民族歌剧依然是举步维艰，票都卖不出去。
刘忠德：我们国家的这些大剧院，很少演中国的节目，场租十几万，中国演员能进得去吗？我最讨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而很多人就这样，只要一听是外国演出，不好也好。比如“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只有中国人这么称呼，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们到北京前在首尔演，票价不到北京的1／10。现在外国人喜欢到中国发财，有钱的老板们不懂。有些人就搞些通俗歌曲，可看的人还以为是高雅艺术。
任期内，“歌剧等高雅艺术抓得不够”也是他的遗憾。现在，刘忠德在创作和排演歌剧方面下了很大力气。8月，他创作的中国剧《天鹅湖》就将在北京公演。
刘忠德：就当弥补任内的一个遗憾吧。
思想文化管理官员难当
中国的思想文化管理官员，总会陷入矛盾的社会评论，刘忠德也不例外。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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