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载文称，当下中国文学面临极为明显的无奈事实，即与国际上公认的伟大作品相比，仍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把握，精神超越性的力量不足。而其根本还是应追究到中国作家在社会里面的生存及待遇。

　　文章在指出商业化及快餐化对写作者造成了极大影响的同时，也提出一个疑问：这种影响并非中国社会独具，日本乃至大部分西方社会亦如是。那为何其他社会仍能容有相较上更多数量真正创作的作家？难道他们就不必逢迎读者及市场？

　　文章认为，中国并非没好作家，也并非在充斥时尚信息、致富绝窍、揭秘探奇、肤浅情趣的泛滥出版海洋里毫无好作品，而是这些挣扎的佳作都缺乏国家及社会的实质性支持。自生自灭是野草式命运，只要真正公平、客观、宽容并尊重创作的机制还没醒觉及完善起来，勇于创作的作家生活难以稳定、毫无保障，他们又如何照顾创作呢？

　　在中国，当一名逢迎市场和体制的作家是能“吃得开”的。反之，真正带有个人生命探讨及感悟、具有较强独创性的心灵写作，却没多少出版社愿意去冒险投资。再来即便出版了，也没多少学者愿意花时间及精力去做积极的评论工作，那就遑论进行有规模性及有系统性的市场推介了。

　　而在日本及西方社会里，无论是国家级、社团级、学府级、企业级、每年的文学奖项不只数量多，不少更是历史悠久且拥有一定的权威性及认可性。文学奖也许不可能一朝一夕像捧“超女”那样把一个作家捧出来，它们也许仍须共存于商业化社会里，甚至需要互相碰撞与磨合，但它们同时也为真正的创作文学提供更多洁净的空间。

　　文章表示，这种实质上的支持与鼓励，其累积成果是无可限量的。归属于这种创作的读者及市场也可以由此开拓及扩展，甚至能把创作的意义在社会上给予正确认同。只有在这种受到尊重，生活有保障，甚至能拥有文学理想的环境条件下，作家才会觉得，即便创作是如许地孤独，自己也有能力支撑下去。

　　文章说，现在的中国文学确实缺少对正面精神价值的肯定和弘扬。说来遗憾，这正好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精神核心。今天的中国文学虽然不少作品也有直面生存的勇气，也有面对污秽的胆量，也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但是，在积极性上，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造就人的力量。

　　文章指出，一个优秀作家的作品，其要求不但要能深刻体验现实生活的不完美，面对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更要能够用审美理想去观照和超越这些种种的不完美及困境，并且要抚慰读者，将读者引向艺术升华的精神境界里。假如一个社会因为种种现实条件的欠缺而无法让他去探讨答案，那么他的作品也只能受困于苦闷的瓶颈里。(吴韦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