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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涂名

　　“我说话得小心翼翼。”韩国观光公社北京支社社长徐敬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徐对中国媒体有关今后几年有3万名或35万名公务员到韩国接受培训的报道感到不理解。

　　7月9日，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较高规格的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公开表达了他的忧虑：“一些乡镇热衷村组合并、甚至跑到韩国去学新农村经验而大搞‘新村庄运动’，操之过急甚至不自量力。”

　　“自从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后，确实有一些中国公务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徐敬祚称，“今年以来，经韩国观光公社介绍到韩国农村考察的中国公务员大约不到600人，但不包含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到韩国的考察团体。”

　　培训内容

　　刚刚结束对韩国新村考察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仝志辉告诉记者，他们这次的考察团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青旅、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新闻社的人构成，一行5人。

　　考察团在韩国期间，先后参观了位于江原道的韩国新乡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原州市农业技术中心，以及原州市梅湖里绿色农业村和黄屯、松溪信息化试点村。

　　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水山跟踪研究韩国“新村运动”长达14年之久，他到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参加过培训。“当时，中国学员被照顾每2人一间，而韩国学员是十几人一间。在晨练的时候，中央研修院院长，一位曾经当过道知事(相当于大陆的省长)的长者和大家一起敲钟、晨练。教职员工无论身份高低都要以身作则，也是培训的内容之一。” 李水山说。

　　与中国的村官完全不一样，韩国的村官是不拿工资的。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经济学博士李先德说：“村长是村民选出来的受村民尊敬的人士，村长合格不合格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为村民很好地服务。年底的时候，根据韩国政府相关的考核制度，如果村长做得好，政府会发给一笔奖金。”

　　韩国农民的生活很现代化，家家都有轿车或小型货车，出行方便，从农村到城市只需要十几分钟。

　　“每家每户都有电脑，可以上网，而且村委会给村民进行电脑培训，可以更方便地和外界沟通。这个国内做不到。” 李先德说。

　　彻底改变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国内政局混乱，自然资源严重不足，韩国民众承受着巨大苦难。一些外国媒体评价当时的韩国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家。

　　与中国颇为相似的是，韩国当时有70%的人口为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于是，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这种局面给并不安定的城市造成了相当的混乱。

　　面对这种局面，主政的朴正熙总统首先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目的是改善环境，增加农民的收入。

　　刚开始时，农民对此事并不积极。例如，第一年，政府发放到每个村庄的300多包水泥，有一半的村庄没有使用，第二年，政府对积极回应的村庄又增发了500包水泥和一吨钢材，这使得那些态度消极村庄的村民，也开始彻夜讨论规划村庄的共同项目，最终共同推进“新村运动”。

　　到1981～1989年，新村运动已经慢慢由原来的政府倡导转变成民间自发。

　　韩国学者认为，新村运动与以往其它任何类似的思想启蒙、建设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启发、唤醒和发挥农民自身的智慧、合作精神、自主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到2004年，韩国的国民收入由人均85美元跃升为人均14000美元，城乡差距缩小到10∶8，农村人口由70%减少到20%，“新村运动”一词被列入《大不列颠》大辞典，称之为“汉江奇迹”。

　　韩国推广“新村运动”

　　在这样的成功面前，韩国政府决定将“新村运动”的经验向周边国家推广。近年来，韩国非常重视自己的文化输出，以构筑整个国家的软力量。之前，韩流席卷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使韩国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韩国来说，把韩国的‘新村运动’精神推介到一些国家，并能影响一些国家，这比商机更重要。”参加过“新村运动”考察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

　　在韩国四处推广经验时，中国的新农村运动也开始正式运作。为了借鉴他国经验，消除日益增长的城乡差距，去年5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率团访问了韩国，参观“新村运动”的现场，并回国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成果和经验的报告；另一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

　　郑新立在报告中称，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开展“新村运动”，向农村地区支援水泥和钢铁，着力搞基础建设。在过去30年间，韩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平稳保持在10∶8至10∶9之间，韩国农民去年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84%。据推算，去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3.3∶1，与韩国的比例相距甚远。

　　今年2月中旬，中央党校有关人士用了一周的时间，讨论怎样把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相结合。5月29日，湖南有关部门组成了24人的新农村建设考察团，访问了韩国原州市农业技术中心和一处示范村庄。6月1日，上海市有关官员8人赴韩考察韩国江原道原州市农业学校和两处信息化村庄。在这之前几天，山东省胶南市30名中青年干部已经到达韩国，据悉，他们将在韩国接受为期6个月的培训，重点考察学习“新村运动”。

　　韩国江原道有关机构透露，从今年3月6日，吉林省的8名公务员赴韩考察开始，来自中国大连、重庆等各地的考察总人数已经达到了450人。种种迹象表明，今年以来，中国赴韩考察“新村运动”的人数骤增。

　　此前，大陆媒体曾经爆出“韩国将通过中国国内的8家旅行机构，吸引35万名公务员赴韩接受培训”的消息后，大陆一些三农研究机构开始对考察费用进行保守计算，每人100-150美元的培训费，中国将支付3500万～5250万美元。加上交通费、饮食、购物等方面的开支，花费将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

　　但事实上，赴韩考察人数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且如前所述，费用并不全由中国方面埋单。据知情人士介绍，中国方面的许多学者考察团是由韩国方面邀请，并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本土培训

　　如果现在片面地搞“新村庄运动”，甚至靠银行贷款、向农民借钱来“拆旧房建新房”，将是对农民利益的极大伤害。李君如指出，照搬照抄肯定要出现新的问题。

　　韩国政府已经留意到大陆民众对官员出国考察的情绪，韩国观光公社已经转变计划，准备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开办“韩国新村培训班”。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韩国方面还派出自己的官员和学者前来中国讲课。在重庆市市长王鸿举率团赴韩国考察后，韩国庆尚北道道知事李义根专程来到中国，为重庆的公务员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经验。

　　李义根说，在“新村运动”中，公务员们献身出力，与村民一起工作，解决困难，政府部门的技术人员也自愿为村民提供建筑、土木、设计等技术项目服务，这些都是“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

　　“但韩国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借鉴，不能照搬照抄，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推进新农村建设。”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部宋爱苏教授指出。

　　中国需要什么经验

　　一些中国三农专家认为，韩国经验可借鉴之处在于，韩国政府在推进新村运动过程中，始终注意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但不包办。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允许推进进度有快有慢，不搞齐步走。由农民从村中选出“指导者”，而不是现有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里长”(相当于我们的村长)来组织实施新村运动。政府确定若干项目，包括屋顶改造、道路硬化、建自来水管道等，由村民讨论选择最急需的项目，并选举一个新村建设指导者。项目获得县级政府的批准后，政府再发水泥、钢筋支持，政府给农民配套。“我们现在搞项目，是由中央给项目给钱，由基层政府和农民配套。韩国与此相反，着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思路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梳理了他理想中新农村建设的两条思路，一方面通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增加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消化已经过剩的产能。林毅夫表示，中国新农村建设应当在2020年完成，政府财政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这种以政府投资促进农民致富的思路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表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减少农民，我国目前人口的60%是农民，这个数字最后要降到10%以下，完成这个计划需要很漫长的过程，所谓的新农村，至少要到50年后才可能建成。如果盲目地在不久可能消失的自然村基础上搞基础设施建设，或人为短视地规划撤村合并搞所谓新村建设，都会造成不必要的弯路和浪费。

　　(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