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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吴明华

　　“滨海新区已被纳入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成为继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因此滨海新区的发展将不是依靠财税政策的优惠，而是靠综合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释放的活力。”5月11日，伦敦“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推介会”上座无虚席，挤满了200多位来自英国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和媒体代表。天津市长戴相龙在会上的一番演讲，引来了阵阵掌声。

　　2003年初，当戴相龙刚到天津时，也获得了天津市民的热烈掌声，有所不同的是，这第一次掌声中却夹杂着不少争论和质疑。而此后3年多来，当一次次掌声响起时，它的背后越来越多的是对天津复兴的振奋，以及对这位引爆天津新一轮高速发展的“金融市长”的肯定与赞许。

　　“财神爷”

　　当戴相龙揣着国家开发银行500亿元的信贷资金和一份7000亿元的5年投资计划履任天津时，迎接他的是天津最热烈的掌声。一时间，坊间纷纷传言：“天津来了个财神爷”，言语中充满了对这位原央行行长的期待。

　　曾经是北方最大经济中心和工业城市的天津，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一度陷于停滞状态，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速度加快，但在全国大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却不断下降。多年的缓慢发展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积累了太多欠账，要实现复兴，天津无疑需要巨量的资金。

　　面对这样一个融资难题，换任何一个人都会头痛不已，但摆在一个前任央行行长面前，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在戴相龙上任后的短短半年时间内, 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合计为天津市提供了总额达1100亿元的银行信贷。

　　然而，戴相龙并不愿意强调这是他的个人作用。天津有关专家也认为，银行业主要还是看中天津的发展前景和商业机会，但戴相龙在金融界具有广博的人脉和深厚的影响力，这是其他地方领导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这一优势可以转化为巨大的银行信贷支持。戴相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这个也不能不说有一定影响，因为他们了解我，他们甚至认为我去了以后可能更放心，因为我不会乱用钱。”

　　巨额的信贷资金不仅给天津基础设施建设以巨大支持，同时也起到了示范效应，各种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纷纷跟进。2003年，天津社会资金占市政基础设施总投资不足30%，而两年后这一比例则达到了70%，2005年投资总额为500亿元。巨额投入给天津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在市民看来，近年来天津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施工。

　　与此同时，争论和质疑也随之而来。如此大规模地搞城市建设会不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背道而驰？会不会带来房地产泡沫以及巨大的金融风险？　　正当经济学家们担心天津将来能否偿还贷款，并忙于计算天津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回报率时，戴相龙却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路。他曾公开承诺：“我不会用过量的贷款创造政绩，而给天津市和我的后任带来沉重债务负担。”

　　他的自信是源于对“经营城市”有着深刻理解的“城市金融学”。

　　“城市金融学”

　　在上任之初对天津一些区县调研视察中，戴相龙就多次提出“经营城市”的想法。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之后，戴相龙的这一核心思路逐渐成熟。

　　把城市基础建设看做一个项目，然后通过贷款来做大。即通过贷款把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地价就上涨，然后以竞拍方式通过土地转让，政府获得土地收益权，进而还贷。在戴相龙看来，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良策。

　　“我们都知道土地是商品，既然土地是商品，就可以贷款购买土地，对土地加工、运营，再到市场上按规定拍卖，这是国际上惯用的融资方式。”戴相龙说，“我认为银行并不是看我的面子，主要还是天津市有这种潜力，有偿还的能力。”

　　为了这一想法能顺利实施，戴相龙成立了独立于市政府的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和土地收购整理公司，同时还设计了监督机制，通过审计局、监察局、银行的介入，对财务、项目公开招标和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只要政企分开，土地收购公开竞拍，收益部分政府还贷，对于房价上涨政府调控。通过信贷来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的效果就非常好。”戴相龙说。

　　戴相龙“城市金融学”的理念在天津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天津社科院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看来，引入金融资本经营城市的模式，政府把城市土地、一部分房屋、固定资产作为国有资本来经营、盘活，以之向银行抵押，以获得更多融资担保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这将是最有效率的资本运作手段。”

　　虽然仍有争论，但专家普遍认为，数千亿元如此集中地砸到天津，天津肯定将受益匪浅。而此后，天津土地成交价格也一路攀高。

　　“金融复兴”

　　向银行借钱搞城市建设只是小试牛刀，戴相龙的雄心不仅于此，天津对他的要求也不仅于此。

　　经过十年的发展，天津在工业方面与第一阵营城市差距并不大，但从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来看，天津的差距非常大。金融业发展的滞后已经制约了天津市的经济发展。振兴天津必须从振兴金融开始，而恢复昔日北方金融中心的荣光，一直是天津人的梦想。长期浸淫在金融业，并担任多年央行行长的戴相龙，无疑是天津实施金融中心计划的完美领军人物。

　　在戴相龙上任后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金融、物流、商贸会展、房地产四个主导产业，金融被列在了第一位；同时他又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可避免地要与近邻北京竞争。与之相比，北京有天然的条件优势和心理优势。为了避免正面交锋，戴相龙把天津金融业目标定位在，加快建立和完善与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为天津建设面向世界的现代加工制造基地、国际物流中心和国际港口大都市提供优质服务。天津市政府有关人士认为，有了完善的金融体系，也就成了事实上的金融中心，策略的转换显示出戴相龙对金融业发展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2003年，经过长时间争取，渤海银行终于被国务院批准，这是目前国内获得批准的第二家民营银行。2003年4月，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和天津一家公司合资建立了衡安标准人寿。2003年10月底，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内部会议在天津召开，东北亚银行筹建工作被提上日程，并选址天津作为银行总部。2004年3月，在戴相龙的张罗下，与德国合资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成立。此后，花旗等20多家外资银行相继在天津开业。

　　2005年，天津还获得了国务院批准成立目前唯一的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今年，渤海银行、产业发展基金、渤海财险等新金融机构在天津相继成立。

　　戴相龙金融战略不仅仅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他把目光还盯住了北方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中心是构造金融中心的基础性结构，它能实现国有产权的跨区域性流动，从而带动资本在当地的聚集，成为资本的聚散中心。为此，戴相龙两次力邀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到天津考察，并举办高规格产权方面的研讨会。与此同步，天津产权交易市场迅速开展整合工作。天津低调而迅猛的动作得到了国资委的认可，2004年3月，天津被列入首批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市场。

　　一系列的苦心经营，换来了天津金融发展的累累硕果。在许多公开场合，每当谈及天津市的金融发展，戴相龙都越谈越起劲，并对天津的金融发展立下宏伟的目标。据戴相龙透露，他不仅要使天津成为“中国产业基金的管理中心”，还正在争取在天津建立离岸金融市场。金融界人士认为，天津已经迈出了重建北方金融中心的标志性的一步。

　　“推销大使”

　　在天津各界看来，戴相龙执政天津三年多来，始终保持着其金融家的本色，他发挥所长，为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重要的是，戴相龙以其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源，大大提升了天津在国内外的形象和地位。“他逐渐为天津人找回了自信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天津市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首席专家韩士元认为。

　　“在21世纪，环渤海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而天津滨海新区则是推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战略启动点。”在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专家们预测。

　　面对如此的历史机遇，天津显然不能再沉默，于是戴相龙开始了他的“游说”工作。

　　“开发区必须要有大范围、综合、开放、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戴相龙在很多场合对自己的部下强调，“要走出国门，进行具有国际水平的招商活动。”

　　据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研究室主任王凯介绍，今年以来，到滨海新区考察访问的共有1万多人，其中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120多人，很多时候戴相龙都要亲自来陪，来讲解。戴相龙认为，他们不仅是来了解天津滨海新区，也是来寻求在滨海新区的发展机会。戴相龙还经常把他的一些老朋友请来出主意，例如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原浦东新区主任赵启正等。

　　在请进来的同时，戴相龙更注重走出去。为了编制滨海新区发展规划，戴相龙带队先后到北京、河北、山西、山东、辽宁等地介绍滨海新区，听取周边省市意见。

　　今年5月，戴相龙率400多人的大型招商队伍，到香港举办“天津周”活动。在开幕式上，香港诸多政、商界精英纷纷前来捧场。随后，戴相龙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英国首都伦敦，与英国贸工部副部长安德鲁·凯恩、英中贸易协会主席鲍威尔和伦敦金融城候任市长斯图亚特，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10多家跨国企业负责人进行会谈。在英国之行取得成功后，戴相龙又继续在法国推介天津滨海新区。

　　每到一处，戴相龙都能吸引到当地众多的政界和商界要员，在海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和积极反响。天津市政府有关人士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显示了天津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和逐渐上升的战略地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戴相龙在金融界长期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

　　学者风范

　　戴相龙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天津人的掌声，从“财神爷”、“金融市长”到“推销大使”，天津人一次次给他“加冕”，戴相龙本人也完成了从行长到市长的完美转身。而在天津学界看来，戴相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的学者风范更加值得人们尊敬。

　　从事金融工作近30年的戴相龙，对学术研究一直有着很大的兴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告诉《决策》，在天津举办的中国经济学年会、金融学年会等学术会议，戴相龙不管工作多忙，都要到会和学者们交流，了解学术界最近的动态，而他的一些独到思考经常令与会专家们钦佩不已。

　　从2005年4月份开始，经戴相龙倡议、发起的“天津市大学生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季谈会”开始在天津启动。“季谈会”以学生为主体，讨论当前国家和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和热点问题。戴相龙每次都会亲自出席，仔细倾听，做笔记，热情地鼓励同学们畅所欲言，并以平等身份，直接和大学生对话。在他看来，大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拓宽知识面，提高素质，大学生不能封闭地学习，要关注社会，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

　　2005年4月，戴相龙受聘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在金融学系出任博士生导师。虽然工作繁忙，戴相龙还是亲自指导了两个博士生。南开大学金融学系的一位老师说：“戴市长总是将学生叫去，布置一些阅读书目和研究课题，听取学生的研究进度，比很多学校的老师还要认真。”

　　“从行长到市长，再到金融学家，这样的官员在中国还是不多见的。”周立群告诉《决策》。

　　(摘自《决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