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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生在7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鲁迅不再是偶像，甚至不是偶像的黄昏。想到他，已经觉得遥远。晦涩难懂的课文，不过是学生时代的折磨。只有网络上“拍砖”时候的激烈语言，才引起对他的微茫记忆

　　梁文道——在香港文化界，36 岁的梁文道被称为“教父”。他喜穿黑衣黑裤，永远的一头板寸。在香港，他的声名远比在内地大得多。他做主持、办社团、写专栏、开书院，无所不及。

　　年轻时的梁文道更是恃才傲物，言语表达激烈而猛烈。在香港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他在政治集会上“除裤抗议”，在学界一脱成名。

　　翻开梁文道的新书《弱水三千》，扉页上有这么一段话：众多角色中，始终有一条“脊骨”贯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语言接近知识与群众，做个街坊学者。

　　至今，梁文道仍有着许多旧时文人的习性，比如，用格子纸给报社写专栏，收藏书籍，研究食谱，用烟斗抽烟或是自制卷烟等。他两大“怪癖”尽人皆知，一是不吃麦当劳，二是不穿耐克鞋。梁文道的回答是，这仅仅是道德选择，与时代无关。

　　16岁以前，我在台湾，那时鲁迅是个禁忌。台湾对所有留在大陆的作家都叫“留匪作家”，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更何况是鲁迅。课本上会提到鲁迅，但总有个“同情共产党”的政治标签作为后缀。

　　我从小是读着胡适、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长大的。想看鲁迅完全是出于反叛——不让看的，一定是好东西。偷偷读，要通过香港，每年暑假去香港，我总是想办法夹带些禁书回台。15岁的时候，终于读到了《狂人日记》，当时激动得要命，觉得自己看到了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遇到了真正值得崇拜的作家。台湾当红的白先勇、朱自清，比起这样锋利的东西，真是太软绵绵了。

　　16岁，我从台湾到了香港，开始拼命看鲁迅，能看多少就看多少。本来就在反叛的年龄，再加上觉得国民党骗人，所以就越发接受鲁迅。

　　当我把钱钟书，沈从文，茅盾都看了之后，终于在香港拼凑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又或者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我平和下来，觉得两边都有问题，也看到了两条路径，如果一条路是鲁迅，另一条路就是胡适。在香港，他们都没有政治标签，这是两条平行的路，在论战中并进，无所谓褒贬。

　　说来也怪，当年台湾捧胡适的时候，我觉得他沉闷。但是最近几年，反思起来，自己其实反转过来了。我还是偏向胡适，喜欢他写文章和做事的风格。

　　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政见，但我跟别人打交道、探讨问题的时候，经常采取他的方法，胡适是个温和的人，他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宽容。

　　我既然认同胡适的思考方法，就不会非此即彼，在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上，胡适和鲁迅我一个也不追随。

　　鲁迅和胡适，都没有脱出“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框架，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先导和启蒙者，是“脊梁”，是“良心”。但是，我更赞同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说法，知识分子应该是“有机的”，要在社会的不同角度切入。视知识分子为真理化身的理想早过时了。

　　胡适和鲁迅，先接受谁，会产生一个很奇妙的结果。

　　台湾解禁后，鲁迅热过一阵子，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鲁迅曾经代表了对国民党的反抗，解禁以后，这个意味一消失，鲁迅也就过气了。

　　但是在大陆，到处都是伪劣版的鲁迅。

　　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有点像西方哲学史看康德的一句话：“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绕不开他”。

　　即使是80后的作家，声称不知道鲁迅，但也脱不了他的影响，他们活在这个语境里，不看鲁迅但是看陈丹青，看和鲁迅一脉相承的东西。

　　不能否认，大家都受到鲁迅的文风的影响，而那种文风，并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是看待事情、逻辑推理的方法。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批评家，一到了火气要出来的时候，鲁迅就来了。鲁迅那战斗性的，非黑即白的格调，二元对立的东西就出来了。这，可能就是鲁迅文风的负面效果。

　　我认为，重新阅读鲁迅会是个解毒剂，过去太偏颇地看鲁迅其实是中毒了。现在要解毒，就不能隔着时代看他，而要把他看成是一个继续发挥作用的人，看成活在我们的思考方式里，活在我们血液里的鲁迅，这样的检讨才能彻底走出阴影。

　　鲁迅是谁固然重要，但把鲁迅对我们的影响史清理出来，更重要。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