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票证制度的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它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物质慢慢丰富起来，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

　　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惟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上小学时，家里给的早点钱，都要附带给上二两粮票，不论是买碗米粉，或者是买一个葱油饼，少了粮票是绝买不成的。

　　那时，粮票已经是“强弩之末”，作为历史遗留的产物，虽然还没有被废止，但它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早已不如“鼎盛”时期那样深切。

　　1950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在父辈的记忆中，票证是与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联系在一起的。今年53岁的王颐安记得自己少年时期干得最英勇的一件事情，就是英勇捍卫了20斤粮票。那是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十二三岁她，拿着家里的20斤粮票去粮店买米，排队的时候却发觉粮票丢了。旁边有好些人告诉她，刚才粮票掉地上被某人捡了。但王颐安找那人理论时，他却不认账。这可是全家赖以生存的粮食啊，家里兄弟姐妹六人，父母都是教师，粮票根本就不够吃，每次捱不到发粮票，母亲总要去同事家先借点以渡难关。如今丢了20斤粮票，怎么能够空手回家呢？于是她在粮店里理论争吵，当时粮店应该是五点半关门，结果闹到七点多，粮店还没下成班，最后是把片区的支左部队闹过来了，那人不得不拿出偷的20斤粮票才了事。

　　这个故事，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是特例。如今，当温饱不再是难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乐于回忆当时的故事：有些人为了娶媳妇，一两一两地攒粮票；有些人用粮票包红包，也是很受欢迎的礼金；有些人家，父亲去儿子家吃饭，可不掏钱，但必须掏粮票；那时缝纫机票之类的工业票更是珍贵的，一个单位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张，分到谁头上谁都跟中奖了一样兴奋。

　　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可能自由流动的，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随意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

　　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省级粮票两种，省级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出远门前去换粮票在当时寻常得就和往行李里装上换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样，谁都不会忘。偶尔有马大哈忘了这一程序，不得不去火车站退票改期，换完粮票再走。

　　但是，票证制度的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只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基本家家户户粮票都有所盈余。

　　但对于粮票的习惯性依赖，却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一次，王颐安家里来了小偷，等她回家后，发现整个家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她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存的粮票还在不在，用一块布包着，有好几百斤呢。除了富余的粮票是“财产”之外，家里惟一的一本存折里面只存了十块钱。积攒的粮票多而钱少，大概是那时大部分家庭普遍的财务状况。

　　当时，富余的粮票是可以用来兑换鸡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的，比如说，十斤粮票换一斤鸡蛋，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王颐安家中厨房里用的一个多层塑料三角架，就是用200斤粮票换的。

　　其实早在1985年，中国政府就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8年的过渡之后，也就是1993年，粮油商品实现敞开供应，粮票正式被废止，退出流通市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言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