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公车对公务影响有多大？

　　李创(化名)是某驻京大型国企(正部级)车队的司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最早听到的消息是来自国务院。要求我们按照50%、北京市下属单位按照80%的比例封存公务用车。封存车辆的车牌照都会上报北京市交管局，一旦谁违犯规定上了街，会对其采取相应处罚。据说这回中央驻京单位里，被抓住的一共有40辆。”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副局长段里仁介绍，在白天北京市三环内路面交通量中，40%为出租车，公交车占不到5%，摩托车1%多一些，剩下的50%多是小汽车，而其中公车大约占了15%～20%。并且，北京公务用车的一大出行特点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上路。

　　“在众多方面，对于公车的控制是最容易的，同时也将是极其见效的。因此政府把对于它的限制，作为了‘中非论坛’期间交通治理的开头炮。” 段里仁总结道。

　　北京市委党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程锦阳介绍，该校在“中非论坛”期间的公务用车出行基本取消，37部公车，封存率达到82%。余下承担公务的车辆就是接送老师的班车、财务用车、外事用车以及一位校领导的用车，这样使得原有二三十次/天的出车次数降为了两三次/天。李创所在的车队也有30辆公车，“中非论坛”期间有10辆继续使用，分别提供给了总经理以及6位副总，剩下3辆作为紧急公务用车。

　　另据报道，北京市环保局有公车138辆，封存111辆，除执法和应急车外，只有5辆公车未被封存；北京现代汽车集团除了封存80%的公车以外，还主动做员工工作，封存了半数私车，专门租用大轿车用于接送员工。

　　而北京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备案的264辆公务用车被压缩到了50辆左右。机关出台措施：“如果同一个会议、同一个地区需要市委、市政府都去人的话，两家车管部门协调后，下一个派车单，出一辆车，机关人员合乘外出。”

　　程锦阳说：“这一次的尝试，我们的工作实际上一点没有受影响。当然，如果说不便肯定还是有一些，因为出租车票要经过上级领导和车队领导的签字才能够报销。但如果从办事效率上来讲，我觉得一点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路不堵了。”

　　“我们一个领导去办事，本来按照常规提前了30分钟出发，但由于交通状况非常好，结果只用了20分钟就到了。”李创对此也有同感。

　　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认为，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封存公车，仅仅只能解一时之困，关键还在于如何把它制度化。

　　在国外，历来不主张乘坐公车上下班，一般均是采用乘坐出租车或公交车的办法。段里仁记得28年前自己第一次出国考察时，一家英国著名的大公司只找了几辆出租车来接他和他的同伴，大家感觉很奇怪，等到了那里才得知，原来公司里只有董事长和总经理才有公车。

　　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公车的限制是比较成功的。在香港，对公车采取了严格的控制。17年来，公车始终保持在2000辆，而没有增加过1辆。在新加坡，公车如果要进入方圆62平方公里的中心区，要收取比私家车多1倍的费用。

　　在德国，联邦政府的公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租赁来的，就连接待来访外国元首用的奔驰600也是如此。在博茨瓦纳，每逢星期六、日，公路上只有民用车行驶。这是由于该国严格实行只准在工作时间因公务需要才能使用公车的规定。

　　郑也夫指出，要想真正削减公车的数量，需要从整体上厘清关系。公车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即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上下班派小轿车，司局级干部因工作需要可供车。并且，应当制定一个比较详尽的规章制度，对于其他工作人员的公务出行，政府可以通过实报实销或发放个人交通费的形式来予以补贴。这样，政府就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车，并且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市场。

　　“当然，政府一定要严格地执行，如果连个科级干部出行也要使用公车的话，我们的公车数量当然会居高不下。”郑也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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