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抗战期间，一个名叫黎东方的历史学家在重庆摆场子，收门票，说历史，先三国，后武则天，其中的人与事，没有一个没有出处，一改说书人的“演义”传统，一时间引发巨大轰动；
半个多世纪后，一个名叫易中天的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摆了场子，一样说三国，一样摒弃“演义”，据实道来，娓娓动听，一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白热化，名利双收。
电视和易中天联手打造的这个文化奇观，引发了不少争议。之前在电视上说古道今的余秋雨、刘心武、王鲁湘，还有不久前在凤凰卫视上开讲的李敖，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种种褒贬。
在美国，在法国，很多知识分子的光彩，也被电视放大了很多倍。
电视无疑是最厉害的媒体，同时，也是对表演者最挑剔的舞台。学问精湛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是不会被电视台相中的，因为口才欠佳。黎东方应该是理想人选，但是世上已无黎东方。我们可以挑剔现实的种种不圆满，我们也必须学会接受历史的渐进。没有人会在央视上空给我们空投一个萨特或者一个温斯顿下来，只有更多合格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智慧地，被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地介入电视，才会有接近圆满的时刻出现。当真正的萨特或温斯顿现身，向大众供应更多的思想的愉悦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把二流角色刷到地方电视台去，或者让他回到自说自话的书房里去。
易中天：我已经上了明星的“贼船”
文/蒯乐昊
7月22日，易中天新书《品三国》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及签售会，虽然主办方事先对签售的火爆已有所准备，但蜂拥而至的“易粉”还是多得超出了想像。为安全起见，签售活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被有关部门强令中止。北京图书大厦外众多排队等候的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当众嚎啕大哭。据报道称，当时现场队伍长达400米，人数约3000左右，原价25元的签名书在黄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
在北京之后，重庆、深圳、广州依次接过了这轮红得发紫、热到发烫的接力棒，据称，第一版印数就达55万的这本易中天新作已在紧急加印中。
跟“超女”一样红的博导
如果像评选“超级女声”那样，让老百姓发短信选举心目中的“超级教授”，恐怕易中天当仁不让地要入选。甚至，他的粉丝们也跟超女的粉丝一样，给自己起了“意粉”、“乙醚”这样的绰号。“他们还说我讲的是麻辣史学，我又不吃花椒，怎么可能麻辣？要我说，我明明是生猛海鲜，怎么会是麻辣火锅？”他没想到自己在《百家讲坛》一露脸就这么有观众缘，更没想到自己的语言方式会被人作为样本研究揣摩。“我在学校讲课就是这么讲的，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不可否认，人们是通过电视这块放大镜，看到了易中天。他自己也开过玩笑，“本想当个平民学者，一不小心成了大众情人。”
“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他总是如此回应那些批评他“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的声音。并举例说，孔孟、朱熹、二陈……他们开办书院，甚至到市井中讲学，那就是当年的《百家讲坛》。
在到《百家讲坛》品评汉代风云人物之前，易中天在心里给自己的受众做了一个定位：35至55岁之间，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可是后来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他的拥趸中有7成是13岁到27岁的年轻人。当然，这其中有网民身份的特殊性，而实际生活中，他已知的最小观众是8岁，最大的88岁，“老少通吃”。
职场政治指南
易中天的讲坛和论著里，你也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开明、自由，甚至稍带叛逆的幽默态度。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历史与政治结合得非常微妙的国度，历史人物的面貌往往被固定化、程式化了，而易中天口中笔下的历史人物却往往有着更加多元的人格，刘备未必真是忠厚长者，曹操也不再只是白脸奸臣，他说，他总是对“大一统”式的人物抱有本能的怀疑。
“一个人越是大家都说他坏，我越是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些闪光的地方，反之一个人什么都好，没有缺点，我觉得也很靠不住。世界上没有绝对和纯粹的东西，不掺一点杂质的东西往往不好，比如酒，100%纯酒精是喝不得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他的著作《帝国的惆怅——易中天论中国政治与人性》一书里，易中天用一种惋惜之情写到了晁错——英雄往往是倒霉蛋，善意未必得善果，这略带悲壮的历史惆怅感，不但符合易的审美情趣，也恰好表达了他对人性体察的结论。
他的历史新说，受到了一些正统史学的诟病。不过，虽然有人质疑他的解读方式太过戏谑，却绝少有史学家对他讲坛中的史实细节提出异议。易中天把历史解读法分成三类：正说，戏说，趣说，并把自己归为最后一类。趣说，不像“戏说”那样对历史进行臆造和杜撰，也不像“正说”那样正襟危坐难以亲近，而是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对表述方式进行一些趣味性的加工。比如，在说到古代某个专门的官职名称的时候，易会含笑打趣一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局局长。
据一些“意粉”透露，易中天的书里把人性分析得太透彻了，在办公室政治复杂的地方，他的书还有另一种用途，就是用来学习职场政治，一些机关里的读者，甚至会拿着他的书，在书中寻找身边人物的原型，对号入座，分析应对之策，或学习权术之道。历史普及读物的这一额外功能，大概是自称生活中其实常得罪人的易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谁说我不务正业？
文/蒯乐昊
他们要找的人，就是又老又丑
记者：最初《百家讲坛》是怎么找到你的？
易中天：《光明日报》的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挑主讲人，在形象上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有！第一要长得丑，第二要长得老，又老又丑，这就是它的形象标准。
《百家讲坛》以前选主讲人，标准是专家，是在某一问题上特别有成就的人，可那个问题是谁都听不懂的，太专业了。那肯定没有收视率了。后来就换位思考，站在观众的角度挑主讲人，谁受欢迎就挑谁。《百家讲坛》的总策划解和光看到我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里的一个节目，眼睛一亮，他觉得这就是他要找的人。其他人都是引经据典，讲的都是学问，就我一个人在讲吃面。武汉有个小吃叫热干面，我就讲这个热干面体现了武汉人的精神。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要的，就是能对着电视观众说人话的人。”
记者：频繁出来参加活动，对你的学术研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易中天：没有影响，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记者：像现在这种明星一样的生活方式，你是否习惯？你觉得出名前后，在生活状态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易中天：习惯也得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上了“贼船”了嘛。说不上什么是最大的改变，但是生活肯定是受打扰了，然后，就是得罪人了。接到的邀请多了，对付不过来。
记者：这种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易中天：不是我想要的，这怎么会是我想要的呢？这种传播效果是我想要的，但带来的副作用不是我想要的。包括你不自由，没有隐私，不断被打搅，不断上当受骗。
记者：你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说历史，虽然观众叫好，但听说史学界对此却有不同的见解？就你所听到的，当着你的面，最严厉的批评是什么？
易中天：(两眼圆瞪)没有！我倒是希望能有人当面对我提出意见。
记者：没有一个人当着你的面说，“老易，你这么讲不对”？
易中天：可惜，一个都没有！报纸上整天说“史学界冷对易中天热”，可是没有一个署名字的史学家站出来说我哪里讲得不对。我要特别谢谢你注意到这一点！就我记得的，只有过两三个史学家，接受记者采访，说了三五句话，也是断章取义的。不过，我下面要去北京接受《鲁豫有约》的采访，听说已经找到了一个肯露面的质疑者。
我从不相信远大理想
记者：你曾说过，读书如同择偶，看一个人喜欢看什么书，就可以大致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你的阅读兴趣是怎样的？
易中天：我阅读很杂，最喜欢的，是侦探小说，最早读福尔摩斯，还有就是科幻小说。读研的时候把我学校图书馆的案子全都破完了，后来到图书馆去，到处都找不到案子可以给我破的。我喜欢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还有奎恩的《希腊棺材之谜》，非常棒！
记者：你记忆力很好，在节目中和著作中经常引经据典，年轻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大量阅读的时期吧？
易中天：记性还凑合。现在已经差多了，年轻的时候不错，那时候读了大量的书。我为什么能以同等学历考上研究生？就是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已经把大学本科该读的东西读完了。我那个时候读书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读法，我是做笔记的。比如说，读唐诗，我一定要找好几个版本的今人的注，再自己做一个集注。没有人要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兴趣。古典的读完了，现代的读完了，鲁迅的读完了。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提到新疆那段经历的时候仍带着激愤，你年轻的时候是愤青吗？
易中天：我们那会儿还没愤青吧，我是文青，文学青年。
记者：还记得年轻时代的理想么？
易中天：那要看什么时候了，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在去新疆之前，我的理想是当个作家，要把这一段生活写成长篇小说。去了以后，这个想法头两年还有，到了后来，我的理想就是能够在连队里面当一个文教，出出黑板报，写写宣传稿，晚上学习的时候给大家念念报纸，活儿比较轻松，没那么累。人其实是走到哪个山唱哪个山的歌，坦率地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远大理想。
记者：如果现在可以选择，你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易中天：没有可选择的了，我从不做无谓的设想。我只想当下能够做什么，我不觉得现在的生活枯燥，我做的工作是件挺有趣的事情，快乐与麻烦共存，麻烦并快乐着。
记者：你毕业后直接留在武汉大学任教，后来是什么机缘来到厦门大学的呢？
易中天：就是简单的工作调动。
记者：你的业余生活怎样度过？
易中天：葛剑雄最近有篇文章，叫《易中天的业和余》，说得非常好。我的业余就是业变成余、余变成业。
有人说我不务正业，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最务正业。一个人文学者不管是发表论文也好，写书也好，演讲也好，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冲着人类的幸福这个终极目标去的，那就是务正业，我现在就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怎么叫不务正业，我是大务正业！
叫的狗不咬人
记者：你现在上节目，每个节目的结构设计都需要你自己来吗？
易中天：对呀，这跟课堂上讲课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语言方式没有什么区别，但结构完全是两回事。上课的话，根据教学规律，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循序渐进，电视节目却完全不一样。在课堂上你面对着的，是水平大致整齐的学生，但电视面对着的，从8岁到80岁，从初中生到博士生，这么一个群体，人家又没有义务非要来听你讲，又不要考试(笑)，人家凭什么来听你的？
记者：听你说构思和录制这么辛苦，我就不难理解你为什么对伪书那么气愤了。
易中天：不是气愤，而是伤心。我对伪书事件感到非常伤心。伪书跟盗版不同，伪书损害的不是我的利益，是买书人的利益。盗版倒是侵犯到我的利益，但盗版是假冒不是伪劣。伪书不一样，伪书里面的内容根本不是我的。
我现在这里就有一本伪书，那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叫张大可的人写的书，他居然序言上张大可3个字都在，然后换这么个易中天的封面。你买了这本伪书以后，我的真书出了你还得买，因为它不是你要的东西嘛。我现在打击伪书，还有人说我是在叫卖，你说我伤心不伤心？
记者：你会因为网上这些评论动气？
易中天：我现在不看了，没时间看。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我想要确实是很讲道理的、善意的批评，但我不懂有些人为什么在阴暗的地方跟你对着来。我非常希望有人能当面来，我批评所有人都是署真名实姓的，比如对余秋雨先生、严家炎先生，有不同意见我都公开提。当然我觉得该肯定的要肯定，在他们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也会为他们说话。
记者：说老实话，你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没见到你之前，我曾猜想，你对人性观察描述得那么透彻，生活中一定是个八面玲珑的人。
易中天：(长时间直视，正色地)其实，真正八面玲珑的人，是不会把他们的八面玲珑表现出来的。真正八面玲珑的人，也不会把他对别人的观察说出来。他绝不会告诉你，他看透了你。这就叫做：叫的狗不咬，咬的狗不叫。我就是一只叫的狗。
王鲁湘：导演最怕一根筋
文／徐梅
知道分子是个什么意思？
受封“中国第一知道分子”的时候，王鲁湘甚感愕然。“这是个什么词儿，我开始都不知道。”
他说自己是一个“善良、软弱、基本上不会说‘不’的”，并且“十分善解人意的”的人，虽然并不知道“知道分子”是个什么词儿，还是直觉人家是好意，“既然是好意给你的封号，那就接受吧”。
就这样声名远播。江湖传言：“没有王鲁湘不知道的”，“没有问得倒王鲁湘的”。这样的话让他冒冷汗，“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啊！其实我是一个知识结构极其片面偏狭的人，到现在我都不会用电脑，关于电脑的知识我是零。理工科的知识我是完全空白的。即便是文史哲这些，也有我不了解的。只能说人家问的东西恰好我知道。”
介入电视是迫于生计，走上前台则纯属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和妻子都没了工作，带5岁的孩子到处打游击，活得很艰难。走过那样的日子，知识分子的优越和骄傲早就被扔到一边去了。
“我首先要解决的是一家人的生活，要给家人生活的尊严。”总有人以俯视、审视的姿态追问他，追问一个知识分子当如何自处，他甩出这句话，眼睛里冒出股狠气。
“‘凤凰’是我领薪水的地方，如果纯粹用一个人现在做什么来界定身份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电视人！我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多数时候自称一个文化人。”
这个文化人从幕后策划到出镜当嘉宾再到坐镇主持，镜头前的戏份越来越重，人们说起他的时候，离不开《纵横中国》、《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园》这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很多人上网搜索才知道，原来早些年，他是颇有名望的美学研究学者，出版过《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征》、《大山之子——画家张仃》、《气宇轩昂——李可染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文化遗迹》、《黄河百姓》和《中国乡土建筑》等等专著。
存在如鼻涕
一谈到存在，人就要思考，王鲁湘笑得比上帝响。
他说迄今为止，萨特的比喻是最恶心又是最贴切的，“人的存在是一种类似鼻涕的状态。没有气体的轻盈，没有液体的通透，也没有固体的坚固稳定，就是鼻涕样的，有点混沌、有点脏，悬而未决，充满不确定感。”
王鲁湘的选择则是拒绝将人生定格，“我不喜欢被定在某一个位置。你说我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我觉得是小看了我；你若说我坚守纯粹知识分子的操守，那又高估了我。”
对于知识分子走进电视之后，主体性及独立性的消解，他说自己首先要完成的是“生存”这第一要务。“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平平常常的文化人，谈论一些自己有能力谈、乐于谈的东西，并且有些话题还可以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和共同兴趣。”
他坚称文化人不该挨饿，“知识分子挨饿，这个社会会充满戾气，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你说它健康吗？文化人至少要有自己的尊严。如果这个时代非要把某几个天才弄得像凡高、曹雪芹那样，那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绝非个人选择，也不应该是一个常态。”
在传播学者发起对“媒介常客”、“电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追问时，王鲁湘的态度折中务实，“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
“你如果对这些不能接受，好办，你就别搭理电视圈的人，关掉电视，甚至干脆不买电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是没有电视的。”
在他看来，危险的不是个人选择，不是几个知识分子靠着能说会道在电视上混了个脸熟。对知识界、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力和破坏力最强的，是“专业化思考”的缺失。
“我特别强调专业化思考！极其理性的专业化思考，我之所以不去对现在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发表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发表的言论，不是我放弃这个责任，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现在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应该建立在专业背景之上。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知识界最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没有专业分工的，他们对社会问题其实是没有能力反省检讨的，他们往往以理性的姿态出现，但是表达的都是极其感性的东西，因为极其感性，所以极其愤怒，情绪化的东西比较多。
“专业化程度不够，很多问题会停留在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对社会问题笼统的否定和批判；二是笼统的道德批判。
“这不是这批知识分子本人的责任，是时代和历史的原因。”
只要让他兴奋，他就会出彩
记者：对于刘心武、易中天这类电视文化名人的走红，你如何评价？
王鲁湘：刘心武本来就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一个作家一生中能够在两个阅读趣味完全不同的年代里都拿出引起轰动的作品，是极其了不起的。刘心武在过去有《班主任》、《钟鼓楼》等等引人关注的作品，今天竟然又能够通过解读《红楼梦》再次引起轰动，这就是人物！应该钦佩。
再说易中天，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大众文化写手，在说三国之前，他在网上也有一批自己的粉丝。他的的确确非常优秀啊，在电视镜头前的那份自如也是少见的啊，任何一个电视导演看到他这样的，都会如获至宝。这种人，在任何一个谈话环境里，只要让他兴奋起来，他都会出彩。
记者：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称，“新闻场”以强大的符号暴力，引导公众的判断，并干扰其他专业场(如科学场、艺术场等等)的规则和判断，接近媒体的人往往从中获益。有人认为无可厚非，有人则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必须构筑某种象牙塔，你的观点是怎样的？
王鲁湘：对上电视的知识分子的责难，很大程度上，我说直接点就是嫉妒。怎么偏偏就让他上电视啊，怎么偏偏就让他得名得利了啊，我比他差哪一点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啊！没错，研究红楼、三国，肯定有比刘心武、易中天更牛的人，电视台不知道吗？肯定知道，为什么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符合电视的特性。
记者：介入电视对你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王鲁湘：能够与大量的人对话聊天，是记者这个职业的便利和幸运。某种程度上我是感谢我所从事的工作的，它将我从书斋里拉出来，与更多有知识、有趣味的人对话。“独学无友”是文人大忌。现在一个类似记者的身份，把我从一个孤僻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必须要跟人谈话对话的角色。这几年，我跟多少出类拔萃的人进行过交流啊，在这方面，我可能是中国之最！
余秋雨 越炮轰越走红
文/蒯乐昊
2006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再一次让余秋雨成为舆论的焦点。据央视调查曲线显示，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文化素质部分“评委点评”那个时段的收视率，往往比歌手演唱的时段还要高。有观众说，看青歌赛只为听余秋雨点评；也有观众认为，余秋雨借着青歌赛“卖弄”学问。
余秋雨自己定位比较明确，“文化试题对歌手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是借着歌手，和全国观众一起做一个高尚、愉快的文化游戏。一开始有人说余秋雨和徐沛东先生是不是在台上有卖弄知识之嫌？那么我就讲了，徐沛东先生和我年纪都不小了，做了那么多年老师，我有必要在电视台卖弄李白是唐代的，徐沛东卖弄贝多芬是德国的吗？文化是需要传播的。我们没有阴暗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倾吐给大家。”
电视不是“名利场”
当代文坛，被明星化最厉害的大概要数余秋雨，被妖魔化最厉害的大概也是余秋雨。
2004年，在“群殴”中度过了10年的余秋雨借个人“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的出版，宣布就此封刀收笔。不过，退出文坛不代表退出文化圈，从今年元旦开始，一档全新的脱口秀节目《秋雨时分》在凤凰卫视黄金时段播出。节目是典型的余秋雨风格：一身黑衣，45°侧面，就一个话题展开5分钟的talk show，讲完，还会提供一段即兴幽默的“秋雨录”。
《秋雨时分》的制片人刘飙说：“余老师坚持每天只占用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每天占用太长时间，总是这张脸，难免会使观众生厌。由于是电视，观众范围广泛，所以不能太专业、太艰深、太严谨。因此会采用《世说新语》式的方式，但背后又有一个大结构，前一个部分谈文化理念，后一个部分谈文化的记忆。”
余秋雨自己说，“(有)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崇尚无效文化，鄙视公众传播；崇尚暗箱操作，鄙视坦示透明。我比较高兴的是，十几年来，我坚持与电视文化结合，一直走到今天，突然发现，以前那些不断反对我上电视的文人，现在也偶尔在电视上露脸了，只不过他们觉醒太晚，出场匆忙，表情和衣着总是不太妥当。”
他否认电视是“名利场”的说法，“中国人很奇怪，20年前我出任高校负责人，也算一个正厅级干部，完全没有时间进行写作和研究了，从来没有人认为那是名利场。后来，我辞去一切职务，甚至不参加一切协会，既没有位子也没有圈子，只不过经常出入电视，居然成了‘名利场’了。电视界的邀请，我只接受了1%。”
“明星化”生存
作为最早和电视结缘的文人之一，余秋雨凭借大众媒体赢得了大量的掌声，也得到了足够的臭鸡蛋。
商务印书馆一位挚爱他文字的读者在看了他作为特邀嘉宾主持人参加凤凰卫视万里历险的节目以后，著文表达仰慕之情，“在危机重重的北非、中东、南亚沙漠间历险，连食品、药物也难于携带，更不可能带什么书籍，余秋雨教授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匆忙地对着镜头向广大观众讲述，而且所有的谈话都是即时直播，全球收看。途中还要每天写一篇不短的文章立即传真到全球各大华文报纸连载。据说由于行途匆忙，他写完半页就被身边的技师抢过去发走，连复看一遍的可能都没有。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全球各华文报纸的无数读者天天读着他畅谈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以色列文明……”
这些文章后来就结集成了《千年一叹》一书。在考察欧洲时，96座城市的古今文史掌故，仍然是天天发送天天连载，结集成了《行者无疆》。
大概是电视传播的独特性，许多知识性的内容一听而过，很少有人去追究其中的瑕疵，结集成文字以后，却受到了不少熟悉当地历史的读者的批评，指出其中不少史实、地理和典故上的硬伤。许多人骂，许多人爱，许多书轰轰烈烈在卖，中国学者的“明星化”生存，余秋雨是标本，也是特例。
也谈学者上电视
文／陈丹青
今年5月看过一集易中天的《品三国》节目，我很佩服！30分钟谈话节目容量很大，话一出门不能改，比写文章难多了，何况是专栏，连续讲，非常难。易先生高度专业，没有废话，可听性甚高。惟一的缺点是语速慢了一点，并仍有报告腔的残余。学生告诉我这档节目大受欢迎，我很高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美国很多一流学者教授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年，总算现在有人去做了，做得多了，观众看得也多了，优胜劣汰，好节目好角色就会脱颖而出！
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听说易先生的节目被嘲骂，那么其他节目怎样？很高明、很清雅、很严肃吗？
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
这就是人家的人文水准。
说个更极端的例子吧。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未必知道，每期《花花公子》都有顶级水准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栏目，好几任美国总统会有高端严肃的访谈刊出，也有重要的学者、文人、诗人、演员、策划者的深度访谈，内容涉及中东问题、哲学问题、社会问题、创作问题，这些访谈出现在杂志的彩色乳房和臀部的照片中间，未被邀请的知识分子还嫉妒那些人呢。
想想看，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会怎样？
有人批评易中天演说风格过于评书化。评书怎么啦？中国人素有“渔樵闲话”的悠久传统，一部大历史，在中国民间就是靠一代代说书人。今日中国学者教授密密麻麻，哪里去找一位柳敬亭？
看电视不是上史论课，大众不是史学学生。历史早该从我们的陈腔烂调中解放出来，历史可以有一百种被叙述的方式，没有人可以说谁的历史叙述是100%准确而又正确的历史。西方严肃的知识分子从来都在质疑媒体，但没有人会指责一个教授上电视。
至于说易中天演讲时脱了鞋子不雅，记得吗，伟大的赫鲁晓夫同志还在联合国大会当众脱了皮鞋敲桌子，成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美谈”。电视这玩意儿，你讨厌，转台，关闭，不看就是了；你不服，那就自己弄个“王中天”、“李中天”来品三国、讲水浒嘛。
学者讲得如何？节目制作如何？哪里没做好？怎样可以做得更好？都是问题，但如果上电视本身就是问题，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缺乏媒体时代的常识，不如电视机前的老百姓。
去年李敖来大陆，知识分子群起嘲骂，说他堕落为作秀者。这是文化检测，测出大陆知识分子的水准和心态，还在前媒体时代。
“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实在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
我倒是想，讨厌电视学者明星的恐怕自己也很想上电视吧？而中国民众未必不喜欢高深的内容，未必听不懂——人民还没被启蒙，但谁给他们深入浅出地讲呀！
中国知识分子动不动玩儿“清高”，其实是世俗地位老弄不舒服，这才琢磨出来的花招，骂骂别人，骗骗自己。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以易先生为代表的几个家伙，和春秋战国时代拿着竹简坐个牛车到处跑的古人，都是一回事情。当然，前提是勇敢，有关怀，有话说。这样的人如今太少了。
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