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绑架

　　的平等我虽然年轻时写过几首小诗，但我不是文学家，更不是文学评论家，很少写，或者说基本不写文学评论，对文学界的那些事，我没有多少兴趣；而且，我对王朔的印象一向很好，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风格虽然消解了当时的严肃文学，但它的笔触直接深入到了人类存在的一个核心：童年是永恒的天堂，即使只有一线阳光。他的豪侠仗义我也时有耳闻，他和我共有一个朋友，前些年受难，王朔觉得这个朋友生活有困难，就和他侃了一本书，卖了一回自己的名，把稿费收入都给了那个朋友。

　　我写这篇文章，非关个人恩怨，也与文事无涉，只是想从王朔手里解救被他绑架、并用来勒索读者、取媚“警方”的“平等”，因为价值理念事关一个转型社会的制度选择，非同小可，开不得玩笑。你可以挣钱，但不能靠出卖理念来挣钱。美国有个“自由女神”，没有“平等女神”，但平等确实也是个女神，她是自由女神的妹妹。但她现在被携带着《金刚经》和《时间简史》两件“思想武器”的王朔绑架了，要我们掏钱去赎买。

　　也许出于本性，也许出于一个小说家的敏锐直觉，王朔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这个社会当下最敏感的脉搏，那就是平等。改革就是打破平等，如同跑步比赛就是要冲出起跑线，必定要迈出两条腿中的一条腿一样。近30年的改革，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等于要让所有人继续安于旧体制下的经济上的“共同”贫穷和政治上的等级森严。我在“共同”两个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在旧体制下的贫穷也并不是真正共同的，各种特权越是在一个难得温饱的贫穷社会越是触目惊心。

　　当王朔在军队大院里过着阳光灿烂的童年时，我却在乡下被收割过的麦田里寻找被遗漏的麦穗。我刚上大学时，改革还没有开始，一个在我校就读的日本女留学生就感叹说，你们中国的不平等远远超过我们日本！

　　不可否认，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度增长，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很难说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和一个普遍不平等的富裕社会哪个幸福指数更低，哪个更容易爆发社会冲突。决策层从福利政策上关心弱势群体，从税收上适当调小收入差距，从投入上更多地向落后地区倾斜，这些都是必要的和明智的。但是，对平等的追求，第一不能极端化，第二不能向下拉。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王朔献了丑，从一个小说家变成了一个妄说家。

　　社会的平等化，有向上的平等和向下的平等之分。追求平等的革命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向下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把人人变成贵族难，都变成贫民还不容易吗？把个个变成富翁难，都变成乞丐还不容易吗？把大家都变成有知识的人难，都变成文盲还不容易吗？而追求平等的改革最难的则是向上平等，是共同富裕，是普遍知识化，把穷人都变成富人，把文盲都变成知识分子，把二流子都变成绅士。我看，王朔宣传的是向下的平等，不信，你听他对记者怎么说：“毛泽东这个人不管后面怎么样，他开始一直坚持着平等。而且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差别是最小的，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是最小的，他在精神上给我们奠定了基础，这个得承认。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让知识分子现了一把。”最后这一句，听得我毛骨悚然。这就难怪他瞧不起季羡林写的“牛棚杂记”了，按照王朔的逻辑，牛棚不仅不是知识分子的伤心地，而是伟大平等王朝的纪念堂。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著作家或社会活动家所宣传的社会平等理想比王朔更极端。所有严肃思考的人都知道，平等是一个权衡与交互替代的问题，不是一个绝对优先问题。就社会政策而言，自由与平等，或者说，平等与效率，就像人的两条腿，你不能说左腿一定优先于右腿，或右腿一定优先于左腿，你迈了这条腿，接着就要迈另一条腿，如果你坚持只迈一条腿，比如平等这条腿，社会就成了瘸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两党或多党执政，一个政党偏向于平等，另一个政党偏向于自由与效率。只有在制度安排上，自由才优先于平等。

　　但是，王朔不这么看，在他看来，平等是绝对优先的。他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我当然觉得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自由都在平等之后。”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我们‘五四’时把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来，这俩‘人’按价值观是往后排的，前面‘自由平等’是这个民主和科学的垫底，你没有平等观不可能搞技术。”这样，我们就有王朔式的价值观排序表：平等优先于自由，自由优先于民主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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