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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何海宁　姚佳威

　　香港陆羽茶室

　　杨文从卫生间走出来时，右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手中多了一把上了膛的口径为7.62的五四式手枪。他不慌不忙地走近坐在座位上品茶的香港亿万富豪林汉烈。

　　枪声响起，子弹近距离击中林汉烈左脑。在众人的尖叫声中，他冷静地将已经卡了壳的枪口对准旁人，慢慢退出茶室。

　　2002年11月30日，这宗发生在香港的雇凶杀人命案不久即轰动全国。随后不久，杀手杨文在湖南张家界被抓获。2006年10月25日，他站在了深圳第二中院被告席上。

　　“想到可以拿10多万元给家里，这样在乡亲邻里之间比较光彩。我太爱面子了，搞到钱人家才看得起。”杨文在看守所里曾这样对媒体说。他给家里留下了14万港币，据律师王利民说，他的“佣金”总共才17万。

　　一个讨人喜欢的农家娃，优秀退伍军人，普通的打工者，最终变成了一个雇佣杀手，法庭上的杀人嫌犯。十年间，杨文的角色陡变让家乡人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深圳

　　高颧骨，粗眉毛，前额微秃。在通缉照片上，杨文更像是一名农民工，而不是人们印象中满脸暴戾之气的杀手。

　　1998年，21岁的杨文来到了东莞。

　　那年年底复员回家后，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家庭负担。杨文家七八亩地，种着蓿麻、稻谷，弟弟还在念书。1996年父亲杨立夫租了10多亩地，却遭遇水灾，欠下了1万多元的债务。母亲罗泳娥的服装店也惨淡经营，一直亏损，负债几千元。

　　杨文的一些战友常来家中做客，他也总是热情款待。但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很快成为了他的心病。抱着减轻家庭负担的想法，他决定外出闯荡——这是他人生第二次重大选择。第一次是决定当兵。

　　一走就是3年。他从不告诉家里人他的打工状况，罗泳娥只知道他在广州(实际上是东莞)一家印刷厂当保安，每个月五六百元工资。每次打电话，他都只问“爸爸、妈妈好吗”；母亲关切地问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只回答一个字，“好”。

　　爱上城市与困窘的打工生活

　　初到东莞时，他在一家高尔夫球场找到一份球童的工作。后来，又到两家印刷厂当保安，在两个厂之间倒班。“因为身体受不了，被迫辞掉了其中一家。”王利民说。

　　杨文生活窘困，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不够日常开销。这3年时间里他没有给家里寄过钱。父母并没有因此埋怨他。

　　可杨文对待战友却是极其慷慨。“他的战友没有找到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工资也取了出来，谁没有就拿去花。”母亲罗泳娥心情复杂地说。

　　战友们很喜欢杨文。父亲杨立夫左眼被麻杆弄伤时，战友们凑了2000元，让他寄回家帮助父亲做手术。

　　罗泳娥知道儿子一直把家里1万多元的债务搁在心上；直到2005年，这笔钱才算还清。

　　“可能是觉得没有面子”，杨文极少回家，每次都是挑着车票不贵的时候，且都是两手空空。1999年夏天，他只穿着背心和长裤回到家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律师这样说。　

　　情况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杨文再回家时，细心的邻居胡发春发现，杨文抽的是5元一包的白沙烟，“他抽一包顶我抽四五包。”胡发春说，“走路也一摇一摆的。穿了牛仔衣，以前都是穿家里的粗布衣服。”

　　罗泳娥觉察到儿子喜欢上了城市生活：“他说，在屋里(家乡)做事天天要晒太阳，好多蚊子。在外面不用晒太阳，没有蚊子，下班了就在屋里头。”

　　2001年6月第二次回家时，杨文带回了一件令父母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张约70cm×３0cm长宽的100元人民币样币，他把样币贴在了自己的床头。罗泳娥当时有些疑虑，但也没有过问。

　　抗洪英雄

　　当杨文把人民币样币贴到床头时，他可能没有想起，在爷爷杨海稻的屋里，从1988年起就挂着一副竹制对联：“发扬勤劳俭朴作风，继承清白传家祖训”。

　　杨海稻很乐意与本报记者谈起他的孙子的往事。“他在部队立过大功！”他竖起大拇指。1995年，初中毕业的杨文报名参军，被分配到河南安阳一支特种快速反应机动作战部队。

　　整体观察杨文的一生，选择当兵无疑改变了杨文后来的人生轨迹。那时候杨文个子矮小，体弱。在新兵训练中，每天天未亮，他趁战友还没有起床就偷偷在操场进行投弹练习，连晚饭后的空余时间都不放过。4个月后，他的各科成绩在60多名新兵中名列前茅，并被任命为新兵班副班长，负责教授新兵；10个月后，他入了党。

　　回到老兵班后，他成为班长。获得的荣誉有全营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全团大比武总分第二名，还被授予了一枚优秀士兵奖章。在1998年长江抗洪期间，他把救生圈让给了战友，自己最后撤离。因此“被荣记三等功”。部队的经历“让杨文有了一身武艺”，且培养了他刚毅、遇事冷静、处变不惊的性格。

　　然而，在可以转为志愿兵的时候，杨文却选择了退伍。罗泳娥揣度儿子是惦记着家里经济困难，还有母亲体弱多病。退伍时，杨文把复员费分给了家境贫困的战友。“他到家时，兜里只有50元钱了。”王利民说。

　　有一天晚上，罗泳娥发现杨文躺在床上叹气，她问是怎么回事，“我舍不得战友。”儿子说。而当热情的战友们经常在他家里聚会聊天时，他却选择了外出打工。这一次选择，让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人真的很好”

　　杨文在部队时的倔强性格，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他一出生便经常生病，后来发育缓慢，个子矮小。学校食堂开饭排队盛饭时，杨文经常被个子高的同学挤到后面，甚至被挤出队列。即便排到他盛饭时，却因够不到锅面，无法用汤勺舀到饭菜。但他却很要强，不跟老师和家人讲，宁可饿着肚子。

　　杨文在7岁的时候便学会了做饭，常常垫着一个小板凳，为全家人做饭。空闲了，还帮助邻居干点农活。至今，所有老邻居提到杨文时，“他人真的很好”是一句普遍的评价。

　　据罗泳娥说，家里对杨文很严厉，他很少在外面闹事。

　　严厉的家教让幼年的杨文品行良好，早早就有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还在小学六年级时，他在操场捡到了一块钱，他把它交给了班主任。

　　律师王利民说，在初三的一次物理课上，杨文和同学们去采集植物标本。他在一块藕叶地摘藕叶时，被看田人误以为是小偷。老师没有解释，许多同学都随口讥笑他是“小偷”。他为此不想上学了。后来父亲和他做了一次长谈，杨文才又回到了学校。

　　1999年坐火车回家时，杨文买了一张硬座票，看到一名老者站在身边，“心里很不舒服”，他把座位让给了老者，自己站了10多个小时。“回到家，他说脚都站疼了。”母亲说。

　　2万元与第一单江湖生意

　　认识杨文的村民大都觉得外出打工那几年有着善良品性的杨文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但事实上，2001年杨文战友得知他在东莞很困窘，便接他来到了深圳。从深圳开始，杨文的生活陡然转向。

　　他认识了同乡张志新——在1年后的凶杀案中，张志新负责通风报信。

　　年长两岁的张志新表现出同杨文一样的性情，好强，讲江湖义气，不爱说话。他外出打工的经历跟杨文很也相似：也试图为家庭减轻负担。

　　开始时，杨文以开摩的为生。摩托车是几个战友凑钱买的。但他没钱办驾照、上车牌，一个月后摩托车被当地交警没收，丢掉了唯一的生活来源。不能否认这件事带给杨文的影响——“此后杨文开始整天与张志新混在一起。”律师王利民说，“谢冰早就认识张志新，时常请张去吃饭，喝酒，K歌，有时候也带上杨文。”

　　有媒体称谢冰是澳门葡京赌场的“马仔”。在法庭上，他被控向杨文、张志新提供资料、佣金和枪支。

　　在事发前一段时间，杨文的身份更像是谢冰的“打手”。“杨文和张志新曾替谢冰办过一次事情，到广州一家公司，砸了公司电脑。为此，谢冰给了杨文和张志新一共2万元钱。”王利民说。

　　这被认为是杨文抽身进入“江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砸公司分得的1万元拥金，几乎是杨文在东莞打工一年的全部收入。这是杨文第一次受雇于人，1万元对一名普通民工实在是有太大的诱惑力，而事实上也没遭遇太大的风险。从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这一次“受雇”对于杨文影响深远，为其后的受雇杀人埋下了伏笔。

　　最后的选择

　　自1998年离开家乡，时隔4年后，这个连“小偷”污名都难以接受的农村青年却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扣动了扳机，神情冷峻——为的是获得17万港币，以及“在乡亲们面前光彩一番”。

　　深圳检方在起诉书中对杨文案的描述：2002年10月，刘一贤雇请谢冰找人杀害香港商人、亿万富豪林汉烈，刘一贤为此支付谢冰报酬200万港元。一个月后，谢冰在深圳一酒吧用40万港元雇请杨文和张志新去香港杀害林汉烈，张、杨两人表示同意。此后，杨文和张志新开始为实施杀害林汉烈做准备。

　　一个月后杨文案发。

　　4年后的2006年10月27日，深圳的最后一次庭审，似乎意识到大限已到，在作最后一次陈述时，杨文如同编排好的黑帮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缓缓地从被告席上站起，面色苍白：“我不奢求重生的机会，请求法庭判我死刑。希望所有的人，尤其是我的战友们，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

　　语毕，杨文转向旁听席，向受害人的家属，深深鞠了一躬。

　　自请死刑，是杀手杨文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

　　(摘自《南方周末》)